《马 氏文通》来源考    姚小平教授

论文  2005年3月14日

《马氏文通》来源考
    ——“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2000)论文

  本文将史料分为主证、副证、条件、类同四种,重新探考了《文通》体系和马建忠语言哲学观的来源问题。结论是,就体系而言,拉丁语法和传统小学的影响可 以断定,《普遍唯理语法》和西方汉语语法的影响则无法断定;就语言哲学观而言,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可以断定,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可以否定,而西方哲学的影响 尚难断定。

  ◇ 拉丁语法是主要参照范式
  ◇ 《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 小学和传统学术的制约
  ◇ 西洋汉语语法是否影响了《文通》

  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是为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汉语语法。中国学界从此有了一门新的学问——语法学。关于《马氏文通》的历史功绩, 我已撰文作了重评(1999)。文中顺带谈到了《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但因为与主题关系不大,又为篇幅所限,也就没有展开论述。现在这篇文章,是要把这 个问题提取出来,专门加以讨论。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是一个语言学史问题,而语言学史的研究像一切史学的研究一样,必须立足于史料;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做出论断,或进行推论,才有 意义。与《文通》有关的史料大抵有四种:

  1)主证,即著者本人的明确认定;
  2)副证,即同时代知情者的说法;
  3)条件,即客观的历史环境,如马建忠的求学经历;
  4)类同,即通过文本比较可以发见的类同。

  其中,第一种最可靠;第二种也比较可靠;第三种只可作为推论的根据;至于第四种,须分别看待,谨慎处理,因为类同可能是仿效,可能是袭取,也可能仅仅 是并无渊源关系的相似而已。
  以上四种史料或证据,如能合并运用,更能增加论断的可靠性。

  一、拉丁语法是主要参照范式

  马建忠声明,“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例言)。《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是不应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它仿照了哪一种西洋语法?
  这个问题有清楚的一面,也有不清楚的一面。
  清楚的一面是,马建忠在《文通》中多次提到,他参照了希腊、拉丁语法和现代欧语语法:

  主证1
  “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 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后序)
  按:“旁行诸国语言”指英、法等现代欧洲语言;“若希腊、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可见是以希腊、拉丁语法为基准。

  主证2
  “间有名字不为表词、起词,而归入主次者,有三:一、凡呼人对语者,泰西古语,名字因次而变,凡呼人之名别为一次。今之方言,其名不变者,呼人之次, 概列主次。”(实字卷之三)
  按:“泰西古语”即古希腊语、拉丁语,有呼格,如拉丁语名词equus(“马”,主格)的呼格单、复数形式分别为eque, equi(哦,马儿!)。现代欧语中呼格形式多已失去,与主格无异。

  主证3
  “泰西文字,若希腊、辣丁,于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代诸字各变六次。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虚字卷之七)
  按:拉丁语有六个格:主格、生格(属格)、与格、宾格、夺格(离格)、呼格;古希腊语只有五个格:主格、生格、与格、宾格、呼格。古印欧语的夺格在希 腊语里已并入生格。

  主证4
  “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辣丁文,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变法,各 自不同,而以英文为最简。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虚字卷之九)
  按:以拉丁语动词为例,式分陈述、虚拟、命令;态分主动、被动;时分现在、过去、第一将来、第二将来、现在完成、过去完成;再加上三个人称和单复数, 分词、动名词等等,这些形式多由不同的尾音表达,比现代英语里的动词形变繁复得多。又,马建忠指出汉语因动词缺乏形变而须有助字,并将助字独立为一类,被 认为是一大创见。

  主证5
  “乃旁考泰西,见今英法诸国之方言,上稽其罗马希腊之古语,其叹字大抵“呀”“吁”“嗟”“咨”之音,闭口声也。然声有开闭之分,而所以鸣其悖发之情 则同。”(虚字卷之九)
  按:此言有不确处。拉丁语有叹词au(啊哟!),o(哦!)。

  主证6
  “泰西方言之论句法也,四式之外,加一相因之句,即谓上下之句有相因之理,或言固然,或言所以然也。”(论句读卷之十)
  按:六例中,只有这一例仅称“泰西方言”,未与希腊、拉丁比较。

  有以上六条主证,我们基本已可断定:马建忠是以希腊、拉丁语法和英语、法语语法为参照,通过比较而发见并描述了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而在这些西洋语法 中,“泰西古语”特别是拉丁语的语法又是首取的范式。关于这一点,又有副证:

  副证1
  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曾参与《文通》的编写,他对人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又认定:“我是采用拉 丁文法,尽量就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
  按:此条亦可视为主证,因为马相伯参与《文通》的编撰一事,是可信的。

  条件1
  马建忠忆及自己学外语的经历,说:“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学]汉文 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
  按:此条也可作为主证,表明马建忠对拉丁文尤其看重。

  马建忠7岁入上海徐汇公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兴办的学校,将外语列为必学的科目;而拉丁文作为宗教语言,是一门主课。拉丁文是一种死语言,其语法系统 早已固化,在欧语当中最有定式(“一定不易之律”)可觅;又因其经典和神圣的地位,作为仿效的范式似乎最配得上中国的经籍子史。

  条件2
  马相伯是神职人员,通晓拉丁文,且编有《拉丁文通》。马建忠自幼从其兄学,获益颇多。“光绪年间他的哥哥马良(字相伯)正编订《拉丁文通》(1903 年出版),他跟着也拿中国的《四书》、《春秋三传》……作材料,借镜拉丁文法的理论和框架,作中国古文法的研究,殊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与马良合著《马氏文 通》十卷……。”许国璋认为,马相伯在拉丁语法术语的定译上发挥了作用。

  类同1
  《文通》与拉丁语法的类同主要表现在体系和范畴上。如词类的划分:除助字一类外,《文通》分出的名、代、静、动、状、介、连、叹八类词,在任何一部拉 丁语法里都可以见到。又如“次”(格)、“词”(句子成分)的设定,动词分出“施动”(主动)、“受动”(被动)、“内动”(不及物)、“外动”(及 物)、“坐动”(定式)、“散动”(不定式)等等,拉丁语法里也都有。当然,在仿作的同时,马建忠考虑到了:1)汉语独有的现象(因此建立了“助字”这一 特别的词类);2)某些语法范畴在现代英语、法语里业已消失或简化,这些语言的语法范畴比拉丁语法范畴更贴近汉语(因此未设跟呼格、与格、夺格相应的 次)。
  按:须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类同只是体系和范畴的类同,而不是具体文本的类同。我们不知道马建忠所根据的是哪一本拉丁语法,对此他本人并未交代。也许, 马相伯编的那本《拉丁文通》是直接的来源?可是,《拉丁文通》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马建忠的声明——“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尚不清楚的一面。但我认为,这一点已不足以否定《文通》模仿了拉丁语法。前面说过,拉丁文的语法系统 早已固定下来,多个世纪以来各种拉丁文教科书、语法书所描述的语法体系和范畴并无显著差别,所以,不管马氏兄弟效仿了哪一本(或几本)拉丁语法,结果都会 一样。

  二、《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马氏文通》模仿了拉丁语法,并参照了英语、法语的传统学校语法。这本来已是很明显的事实,既有主证、副证的支持,又有充足的条件;只是在类同一项 上,无法具体到某一(拉丁语法)文本,但这并不构成反证。然而,在《文通》来源的问题上,有些学者却不在意这方面的史实,试图寻求一种不受史料约束的解 释。他们认为,马建忠受到法国人Arnauld和Lancelot所撰《普遍唯理语法》(1660,也称《波尔-洛瓦雅尔语法》)的影响,因此将普遍和唯 理的观念作为《文通》的理论基础;甚至认为,《文通》在编写原则和体系上也取法于《普遍唯理语法》。

  高名凯说  
  较早提出此说的是高名凯。他在《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3)一文中断定:“马建忠在法兰西学习语法学,他多少受了波尔瓦耶尔(Port- Royal)理性主义语法学的影响,而一般人也无形中受了马建忠的影响,拿西洋的语法格局给强套到汉语上。”

  许国璋说
  以后力主此说、并作了较多发挥的是许国璋。他在《论语法》(1988)一文中,已称马建忠是“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后又撰写《〈马氏文 通〉》及其语言哲学》,断定“马氏多处表示‘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的唯理思想,确是西方十八世纪笛卡尔的思想”; “马氏之写此书,主要是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想之影响,即唯理语法之影响。”他比较了《文通》和《普遍唯理语法》,认为二者有几处“重要的相似”,从整体上看 前者胜过后者。但在《文通》究竟模仿了哪一种西洋语法的问题上,许国璋似乎摇摆不定。一方面,他看到马建忠“将拉丁文法不厌烦琐地用于汉语”,另一方面他 又觉得,“《文通》之成书,不像是模仿学校《拉丁文法》,也不像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而既然没有模仿,没有范式,《文通》想必就是马建忠独立 的创造,是他“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之结果”。总的看来,许国璋此文 是一种哲理的阐解,对史料依赖不多。但在有一点上,他是比较谨慎的:他只是推测马建忠“可能读过”《普遍唯理语法》,至于马氏“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 他认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陈国华说  
  许国璋之后,主张此说者则有陈国华。他在《普遍唯理语法和〈马氏文通〉》(1997)中对许国璋有所批评,又有所继承和推进。下面我先把陈文的基本论 断归纳为若干点,对每一点略予评说,以后再作讨论;所引诸点,系按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1)“今天难以找到具体证据证明马建忠读过或没读过《[普遍唯理]语法》,不过我们推断他很可能读过。”
  按: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无主证、副证,仅凭推测,很难确定来源或影响。
  
  2)马建忠留学法国,“对当时这样一部人人皆知的权威性语法著作不可能毫无所闻,既闻之而不读之也是近乎不可能的”。
  按:为何不可能毫无所闻?马氏并未专修语法学或语言学,详见下面条件(3)的分析。“既闻之而不读之”,也是常有的事。

  3)“普遍唯理语法对马建忠的影响首先反映在马建忠的语言哲学上”,“在语言的共性问题上,马建忠显然接受了普遍语法的基本观点。”
  按:对语言共性,清人早有阐述,与普遍语法未必一定有关。至少不能凭此断定是受西洋影响。

  4)“退一步说,即使马建忠没有读过《语法》,理性主义哲学和普遍语法论也是马建忠写《文通》的理论依据。”
  按:这一步退得好,我有证据表明马建忠了解笛卡尔哲学,见以下条件(4)的分析;而且马氏确实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同多异少。但西方哲学思想是否就是 《文通》的理论依据,又当另论。

  5)“在语法的编写原则上也可以看到普遍语法对《文通》的影响”,“马建忠之所以缺乏明确的共时和历时的观念,究其思想根源,还是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 影响。”
  按:缺乏共时-历时观与《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也未必直接有关。《文通》模仿拉丁语法,拉丁语法才是泛时语法。此外,中国哲学的“心”、“理”都是泛 时概念。

  6)“……既然马建忠自己承认《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
  按:既然马氏兄弟承认以拉丁语法为范式,我们首先应确定这一点,首先应到拉丁语法中找寻《文通》体系、范畴的来源,然后再考虑其它可能性。

  7)马建忠“在语言哲学、语法的编写方针和体系上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但《文通》不是一部普遍唯理语法,而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 础,摹仿西洋语法体系而充分注意汉语特点,非严格意义的古汉语语法”。
  按:在编写方针、体系上受普遍唯理语法影响,与模仿西洋语法体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陈文未说清楚。但肯定《文通》不是一部普遍唯理语法,是正确 的。此见实际是对许国璋之见的否定,他认为《文通》是一部“普世语法”,而且“就全局看,《文通》胜过《普世语法》”,“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 书”。《文通》与《普遍唯理语法》的描写对象完全不一样,与“当时西方语法书”(许国璋指的是拉丁语法书)的对象也完全不一样,自然谈不上胜过、超过。
  
  贝罗贝说
  最近,法国汉学家贝罗贝撰文探讨了《文通》的来源。他谈到西方汉语语法对马建忠的可能影响,并采纳了陈国华的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1)马建忠受到小学和西学两个方面的影响,“但《文通》所反映的西方影响是最根本的”。
  按:小学的影响的确可以肯定。不过,贝罗贝只言及传统的虚字书,而未注意到中国传统语言观和哲学思想在马建忠著作中的体现。所以下面他才把马建忠的哲 学观和语言观完全归诸西方影响。当然,对所谓“西方影响”,又应区分哲学和语法两个层面。
  
  2)西方人撰写的汉语语法和印欧语言语法,是《文通》的“两大素材来源”。就前一来源来看,马建忠“很可能”读过法国学者雷慕萨1822年的《汉文启 蒙》,但此书对马建忠影响不大;真正影响了他的是神父马若瑟1728年写成、1731年出版的《汉语札记》,此书“实际上也许可以说是马建忠在上海森伊捏 斯(Saint Ignace)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最早接触到的语法著作之一”,“当时该教会学校的耶稣教会神父就是用这部著作作为语法参考书的”,《文通》和《汉语分 析》二书“有着共同点,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方面”。
  按:贝罗贝认为马建忠“很可能”读过雷慕萨的书,是根据马氏曾留学法国、而雷氏之书又很容易见到这一条件。而认为马建忠读过马若瑟并受其影响,除条件 外,似乎又有文本类同的支持。其论的疑点是:马建忠学拉丁文,自然要用拉丁语法书,可是马若瑟的《汉语分析》并不是拉丁语法,于他并无用处;教师教拉丁 文,恐怕也用不上此书。除非外国神父自己研习汉语,才用得着它。

  3)就后一素材来源来看,“在马建忠所掌握的语法著作中,《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很可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语法书”,马建忠称《文通》“系仿葛郎玛而 作”时,指的“很可能”就是这本《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本语法书所采用的哲学系统是相同的”。此外,二书所用的概念有 众多相似之处,很难说只属偶然的巧合。
  按:即使“哲学系统”(即对理性和语言的关系的看法)相似,也并不能证明直接渊源关系。理性认识的相似可能是因为:1)马建忠为西方哲学思想所濡染, 很自然地接受了关于语言普遍性的认识;2)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本来就有类似的认识。
  至于《文通》与《波尔-洛瓦雅尔语法》的概念相似,确非偶合,但这类相似也见于《文通》与拉丁语法或其它欧语语法之间,因此不能作为判别来源的充足根 据。贝罗贝说,“《文通》用了《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语法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以前的汉语语法中并不存在,例如关系代词”。可是,关系代词正是任何一 部印欧语言的语法书上都有的概念!

  以上四位学者的立论,都是从一个推断出发:马建忠读过《普遍唯理语法》。虽然,四人的肯定程度不一,第一位相当含混,第二位说“可能读过”,第三位和 第四位说“很可能读过”。四人之说,共同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既没有主证,也没有副证。不过,条件似乎是有的。

  条件3
  马建忠在法国读书,先得过法语关。他已有一些基础,抵法第二年,即1877年,他就通过了法语考试。学法语,当然要学语法;《普遍唯理语法》出在法 国,又那么有名,法语教师也许会提到它,马建忠在图书馆也许见过它,甚至也许还读了它。
  按:这样的事情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作一些具体分析,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
  马建忠留法,不是去学语法学的。他肩负着清政府交予的重要得多的任务。李鸿章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马建忠等留学生的身上。除法语外,他在法国考院还 通过了格致、律法、政治、外交四项考试。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表明,这时的马建忠志在从政,他广涉自然博物、哲学人文,但在语言上,还只是把法语当作探索西 学的工具,尚未打算投身语法研究;当然,他的兴趣很广泛,以致可能什么书都会拿来看,可是他对语言学并没有研究兴趣(其时的主流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 言学也已建立起来),所以后来在《文通》中也看不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留下的痕迹。而《普遍唯理语法》这样一本名著,所谓人人皆知,主要是在语言学、语法学的 领域之内,若不进入其中,抱定研究的宗旨,恐不会去啃读。毕竟,这不是法语语法,不是一般的具体语言教学语法,它有相当的难度,只有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 读,才会有所收获。马建忠当时是否顾得上读它呢?,实际上,他开始探索语法、撰著《文通》,是在1880年代中,那时他回国已经五、六年;他是在仕途遭挫 的情况下,才离开招商局,转而埋头学术。从这一年起,他与相伯同寓上海新马路口,于是始有兄弟二人合作,根据拉丁语法编撰《马氏文通》一段故事。许国璋 说,马相伯作《拉丁文通》,可能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此说如果可信,则相伯一开始应比建忠有更多的语法经验,能提供不少帮助。据马相伯 的弟子方豪记叙,“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作成《文通》(见副证1),而马建忠自己只说“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相伯起步也许真的比建忠早?

  条件4
  马建忠就读徐汇公学时,所学课程已有“性理”(西方哲学)一门;后来留法期间,也有兴趣于西方哲学。如此看来,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可能对他产生了影 响。
  按:马建忠是熟悉笛卡尔思想的,这一点有史料可证。马氏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担任驻法公使翻译。当时中国派驻英、法的公使是郭嵩焘,他在《伦敦与巴 黎日记》(1876—1879)中数十处言及同马建忠的往来。郭氏日记对于我们了解马建忠在法期间的学习、活动情况很有用,不妨摘引其中记叙较为详细的几 段:

  郭氏日记1
  光绪四年(1878)四月初五日  郭氏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宣读诵辞,由马建忠以法语译诵;法国总统的答辞也由马建忠当场译出,大意是:“初闻中国 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迨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和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帮助。”
  按:马建忠一度忙于公务,除正式外交活动之外,也经常陪同郭氏参观工厂、博物馆、艺术展等。在一起小酌、聚宴更是常事。

  郭氏日记2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日  派遣马建忠赴法兰克福参加万国公法会。“眉叔言:西洋徵实学问,起于法人嘎尔代希恩[笛卡尔],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 自信吾手足所涉历扪摩,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既自信吾手足矣,乃于手足所未循习者,以理推测之,使与所循习 同。于是英人纽顿[牛顿]因其言以悟动学,意大里人嘎里赖[伽利略]因其言以悟天文日统地不动而地自动,德人来意伯希克[莱布尼茨]又有性理之学。此数人 者,皆西洋学问之前导者也。”
  按:此段及下面第5段可视为副证,证明马建忠熟知西方哲学史,对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的论理颇为欣赏。不知他是直接读了笛卡尔的书,还是从哲学史 的书籍中间接地了解到。

  郭氏日记3
  同年八月初二日  “马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在馆肄习者以两年为期,或专习,或全习,期于有成。……其教法,有讲论,有问难,又别有指授 英、普[德]两国语言文字之师。……每日讲论二次:……论意、法之文出自剌丁[拉丁];英则半由剌丁;奥、普则尽由撒克桑[撒克逊]。”
  按:此段说明了马建忠的主业。语言教师讲一些欧洲语言系属的常识,在预料之中。对欧洲语言的历史变化,马建忠显然已具一定认识,但后来他写《文通》, 并未见他运用历史变化的观念。
  由下面一段则可见,自然科学也在他关注之内。

  郭氏日记4
  同年十一月廿五日  偕马建忠等人参观某葡萄酒厂,“车次与马眉叔谈所习数学。因言:‘法国数学尤胜,其国家设立拉古尔代恭得(代恭得,译言算学;拉 古尔言衙门也,英国名之波尔得)。……天文士测出各星,皆积算而知。英人候实勒始推知天王星行度。……月与地球相距六万英里(合中国里数约计十八万 里)。……凡五星、地球,中心皆有热力,久而积土渐厚,则结一层壳,壳愈厚则生物愈广。……天文家测月中无水……。’其言似诞,然亦略见天地之广大矣。”

  郭氏日记5
  同年十二月初八日  “马眉叔言,希腊言性理学者所宗主凡三。初言气化:曰水,曰火,曰气,曰空。至梭克拉谛斯[苏格拉底]乃一归之心,以为万变皆从 心造也。后数百年而西萨罗[西塞罗]乃言守心之法,犹吾儒之言存心养性也。近来英人马科里[贝克莱]乃兼两家之说言之。英人始言性理者洛克,法人始言性理 者戴嘎尔德[笛卡尔],并泰西之儒宗也。又言:习公法者必通知剌丁语。以公法始于罗马,而剌丁文字实为罗马文教之始。故凡公法相传之语,多缘自剌丁。…… 非通剌丁语不能译。”
  按:看来马建忠很庆幸自己早已学过拉丁文。这是教会学校出身的好处,见下段。

  郭氏日记6
  光绪五年(1879)三月二十日 其时郭氏已回国,偕林乐知访徐家汇天主教堂,记叙该教堂所设外国学馆“以剌丁文字为主,兼及数学、化学。马眉叔受业于此十数年,今此学不过十数人而已”。

  郭氏日记7
  同年六月廿二日  郭氏读到曾纪泽日记:“日记中录马眉叔一信,却甚有见地。述考试政治对策八条。”八条内容涉及万国公法、条约、商务、外交史、政治 制度等。又评论马建忠所学:“眉叔天分高于一切,于西法初涉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怠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
  按:由此段可知马建忠的政治抱负。而郭氏不以为然,觉得马氏把中国社会看得太简单。这时的马建忠,显然怀着振兴中国、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后来他引入西 洋律法未成,改而致力引进西洋语法,可算是移情得来的成功。
  郭嵩焘与马建忠过从甚密,是上司也是朋友,他对马建忠的学业、活动和爱好无所不知;而且郭氏本人很懂小学,日记里有好几处,记有他对埃及象形文字与中 国文字异同的比较和对欧洲语言文字的关心,以及与外国学者讨论语言文字,却从未见他谈起马建忠对语言、语法研究已有兴趣。

  类同2
  《马氏文通》与《普遍唯理语法》在体系和范畴上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陈国华文有一表,将二书的语法范畴、概念作了对照),但二者在这方面的相似其实也是 《文通》与任何一部拉丁语法或英语、法语的传统学校语法的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类同本身无法表明渊源关系,除非已有确凿的主证、副证。拿《文通》与任一印 欧语言的学校语法比较,都能比出同样多的共点。所以,此类比较意义不大。

  现在,让我们把《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的根据和疑点小结一下:
  第一,  此说仅是一个推测,缺乏明确的主证、副证;
  第二,  此说立论所据的条件有两个,其中一个(条件3)很有疑问,恐难成立;另一个(条件4)则能成立;
  第三,  此说有赖于体系、范畴的相似,但这类相似并不能证明来源或影响。

  三、小学和传统学术的制约

  《马氏文通》的来源,一半在西方,一半则在中国。未掌握系统的西洋语法知识,不
参照西洋语法的样式,固然不会有《文通》,可是没有历代中国学者的积累,特别是对虚词的研究,也决不会产生出《文通》。关于这一事实,有不少研究者曾经指 出。如麦梅翘说:“一般人都把《马氏文通》看作是纯粹摹仿西洋语法写成的,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其实马建忠‘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体系上主要参照西洋语 法,至于体系中的个别部分和个别虚字的解释,却往往继承了旧有的讲虚字的书上的说法,特别是袁仁林的《虚字说》(1710)。”他又认为,在“华文所独” 的助字方面,马建忠吸收旧说尤多。
  另一方面,关于马建忠的语言理论或语言哲学的本土根源,以往有些研究者虽然也曾言及,但似乎还缺乏一项全面的考察,把马建忠的语言观与旧学的联系解释 清楚。本文下面将就这一目的略作探讨。不过首先我们仍要对有关的史料作一分析。

  主证7
  马建忠大量利用了清代以前古书上关于字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解说,如《尔雅》、《说文》、《玉篇》、《广雅》、《广韵》、《颜氏家训》、《文心雕龙》、 《六书故》等。清代小学著作中,马建忠参考最多的当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次为顾炎武《日知录》,刘淇《助字辨略》。这些地方都标明了所出之书或著者。 另有许多地方,马建忠没有明说出自何人,只称“经生家”或“经学家”如何训释。据麦梅翘(1957)的考辨,“马氏在《文通》中明白指出了引自《经传释 词》、《助字辨略》或泛称‘经生家云’、‘古人云’而实际上指《释词》和《助字辨略》的地方有五六十处。”

  主证8
  《文通》的序、后序和例言记录了马建忠的语言观,引用前人说法极多,且大都注明所自。其中,序的第一段述小学的领域划分,引宋人欧阳修、明人吴元满和 胡应麟之说;第二、第三段讲聚字成文的道理,引《易》、《诗》、《传》、《释名》、《文心雕龙》、《通雅》等书;第五段论及虚字的定义和分类时,复引《文 心雕龙》的三分法。后序的第一段讲古今中外语言文字的通性,首先引了荀子的论断。

  副证2
  梁启超与马建忠相熟,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 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 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
  按:《文通》倚重《经传释词》,已见于主证;虽然《文通》中并未明言何例何说取自俞樾,但梁说是可信的。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说:“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词语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

  条件5
  马建忠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但在教会学校里也须学中国经籍。“蒙子入学,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序),少年马建忠也经历过这样的习读过程。 他的古学根柢是从小垫定的。他的读书,“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序), 可谓无所不读。从《尔雅》、《说文》到《通雅》、《经传释词》,各种小学著作他也都读过。在撰写《文通》的过程中,他曾持疑难问题“叩攻小学者”(例 言),虽然答案未能令他满意,他对小学传统的谙熟是毫无疑问的。

  类同3
  本例要说的类同,是一种可视为暗袭的雷同表达。例如马建忠写道: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二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例言)

  按:试比较刘淇的说法:

  “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自序)
  二人的表述如此接近,决非偶然。再看一例:
  “虽然,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序)
  比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说法(而章氏是否又有所本呢?):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史通义》卷二)
  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雷同了。这样的暗袭,不也可以说明马建忠与清代学术的密切联系么?

  综合以上主证(7,8)、副证(2)、条件(5)和类同(3)诸条,可以断定,马建忠本人就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只不过他又借助西学新知,在传统学术 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且听去《文通》不远的刘复(1924)怎么说:“无如马氏所处时代,正承袭着清代经生考古的余风;他书中虽常有不满意于经 生的话(他说得对不对另是一个问题),他自己却不免是个穿西装的经生!”
  的确,无论是否着西装,马建忠都是一个经生。马建忠的语言观里无疑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曾经论及或点到,只是多为孤立的议论,很少 与传统学术的背景联系起来。在此我把马建忠的语言观略分为三个方面,指出其源于本土的性质:
  
  1)文字牵制;2)尚古倾向;3)普遍意识。

  文字牵制  《文通》以“序”为前导,而“序”则由文字起源的论述开始:
  “昔古圣开物成务,废结绳而造书契,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
  一本语法书,却从文字的起源讲起,这种开篇方式十分特别,今天的语法家决不会这样做,而在马建忠则很自然。在论述中,他也是从造字进到语法:
  “……古先造字,点画音韵,千变万化,其赋以形而命以声音,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 无或少变。”(序)

  像清代的多数小学家一样,他并非不知道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但他没有把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明确地区分开来。他想要揭启“自有文字以来未宣之秘奥”(序), 他想到的只是“结绳而后”“四千余载”的文字史(后序)。像清代的小学家一样,他也没有把字和词在概念上区别开来,其结果是作为句法单位的“字”和作为书 写单位的“字”的矛盾在《文通》中反复出现。
  马建忠受文字的牵制,又表现在他著文通的目的上。他希望,“士生今日不读书为文章则已,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序),便可从《文通》中索觅其道。邢 庆兰(1947)分析如下:“马氏作《文通》的积极的目的,在于‘离经辨志’、‘考艺问道’,仍是和《经传释词》等书一样,是为了经学而存在的一种经学底 附庸。它的消极的目的,是为写作的,目的在使‘神而明之’的东西能宣诸口舌。马氏说:‘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滕,导后人以先路。 ’这口气是和沈约发现四声可以用之于文章,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是一样 的。”古代士人学者把作文章看作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此种价值观直到马建忠的时代仍未改变;他是传统中人,出于阐明“为文之道”或“构文之道”的实用目的 而作了《文通》。

  尚古倾向
  这是最易看出的事实。马建忠在“例言”中说得明白:
  “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为止。……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 祖之所出,非文也。”
  《文通》主要取材于先秦、两汉作品,汉以后大抵只取韩文;而韩愈的入选已很勉强,因为他“仅知文理”,已失去上古文章的神和气。将上古汉语作为考察对 象,本无不可,问题在于,他对“文章”或“构文之道”的看法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他以为上古才有文章,其法式历久不变;后人学做文章,学得好固然好,学得不 好不仅算不得文章,就连法式(文法)也谈不上了。他所持的是一种古典规范语法观。“马建忠先生是‘非三代之书不敢观’一流人物,说他厚古薄今,并不过分” (胡裕树语)。在这一点上,马建忠很像顾炎武,只不过所考察的对象不同而已。顾氏考论“三代以上之音”,以为“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 异”;又认定古音至淳,指望“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序》)。清代小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都有尚古的倾向, 马建忠自不免为其左右。

  普遍意识
  马建忠在“后序”中写道:
  “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 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
  由这段话可知马建忠对人类心智和语言的普遍性的认识:各个民族不但心灵、思维相通,而且语言表达、语法规律也具共性。马建忠了解西方哲学,这是事实, 但如果我们以为他的这种认识一定是受了西学影响的结果,与清学毫无联系,那就错了。关于人类心灵-思维普遍性的认识,对中国学术传统来说并不陌生。如宋人 程颐所论的“心”、“理”,即有超人类、超自然和超历史的普遍性质: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方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遗书》卷二)
  从顾炎武的解释可见,他也主张“心”和“理”的普遍性:
  “心不待传也,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天下国 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日知录》卷十五)
  而章学诚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辨似),则是上述哲学认识的通俗说法。马建忠读过《日知录》,读过《文史通义》,他所 谓“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所谓“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序),不也可以看作此种哲学认识的自然衍生么?
  至于对语言共性的悟识,在清代小学家中虽不多见,却也并非没有先例。在音韵学上,尤其可以见到一种对共性的追求。如潘耒撰《类音》,“欲使五方之 人……归于大中至正”的音系,声称“《类音》之音,非南音,非北音,乃人人本有之音也”。明末樊腾凤撰《五方元音》,“欲以天地自然之律和天地自然之声, 谓之曰元音”。其所谓“天地自然之声”、“人人本有之音”,都是想建立某种超方言、超历史的语音范式。而《新韵谱》的作者刘献廷,更是迈出了中国方言,参 考“华严字母、天竺陀罗尼、太西蜡顶、小西天梵书、蒙古、女直、琉球”等多种音系文字,提出若干具有普遍价值的声韵,以包纳“四海之音”、“宇宙元音”、 “万有不齐之声”(《广阳杂记》)。刘氏的这种共性意识,与明末西洋教士引入的注音字母或有关系,但与西方哲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四、西洋汉语语法是否影响了《文通》

  有些研究《马氏文通》的学者,曾注意到马建忠之前西方人撰著的汉语语法。例如邢庆兰(1947)提到甲柏连孜1881年的《中国文法学》(即《汉文经 纬》);刘大白在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写的序言中,提到1869年“美国人高第丕和中国人张儒珍氏共著的《文学书官话》……仅仅短期地流 行于外国人社会和基督教社会间”。马建忠是否知道有这样一些出自西洋人手的汉语语法?是否读过其中的一两本,因此有所借鉴?
  迄今未能找到主证、副证,可证明马建忠读过任何一本西洋汉语语法。但条件似乎是具备的:

  条件6
  阿贝尔·雷慕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用法文撰有《汉文启蒙》。马建忠既然留学法国,又不乏汉学界朋友,对这部流行甚广的汉语语法似 应有所知闻。从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里的一段话看,他是了解西方汉学研究情况的:“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辣丁、 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皆设有汉文馆。……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

  条件7
  雷慕萨的《汉文启蒙》也传入了中国,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今属上海图书馆)便收有此书。马氏兄弟见过甚至读过此书(以及另外一些西洋汉语语法)的可能 性是有的。又据贝罗贝说,马若瑟的《汉语分析》可能是马建忠最早见到的语法著作之一。徐家汇天主堂藏书中,也有《汉语分析》。

  类同4
  据贝罗贝,《文通》与《汉语分析》在组织结构上有相同之处。

  类同5
  西方人撰著汉语语法,难免囿于西方语法范畴;而《马氏文通》既然模仿了西方语法,与西方人写的汉语语法势必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此外,有的西方学者熟 知中国人的虚词书,注意吸取“虚字”、“实字”等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所以在这方面,《文通》与西方汉语语法也不无相似之处。例如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 的“语尾词”一章里依次论及“也、矣已、焉、与、乎、夫、哉、邪/耶、尔/耳、云”等单个助字,马建忠则先后讨论了“也、矣、已、耳、尔、焉、者、乎、 哉、耶、与、夫、诸”。

  但由于缺乏主证、副证,纵有充分的条件,我们也无法根据这样的类同断定马建忠仿照过西方汉语语法,而只能视为一种并非纯属偶合的相似。

  五、总结

  以上我们探讨了《马氏文通》的若干可能的来源。《文通》的来源问题,也即马建忠在构思和编写《文通》的过程中受到哪些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影响的问 题,或与前代和同时代的何种学术有渊源关系的问题。严格说来,问题应分作两个方面,一是《文通》体系(框架、范畴、概念)的来源,二是马建忠的语言哲学或 语言观的来源。让我们用分项列表的形式,把前四节所述作一总结(表略)。

  最后,我想说明,上述结论只是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得出的。今后如能发见新的史料(主证、副证),证明马建忠读过《普遍唯理语法》或借鉴过西方汉语语 法,我们的结论便应修正。但如果提不出反证,还是以维持原论为宜,不应把尚未证实的假设与可以认定的事实混淆起来。

  (文见《〈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文集》, 外研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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