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来源考
　　　　——“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2000）论文

　　本文将史料分为主证、副证、条件、类同四种，重新探考了《文通》体系和马建忠语言哲学观的来源问题。结论是，就体系而言，拉丁语法和传统小学的影响可 以断定，《普遍唯理语法》和西方汉语语法的影响则无法断定；就语言哲学观而言，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可以断定，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可以否定，而西方哲学的影响 尚难断定。

　　◇ 拉丁语法是主要参照范式
　　◇ 《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 小学和传统学术的制约
　　◇ 西洋汉语语法是否影响了《文通》

　　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是为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汉语语法。中国学界从此有了一门新的学问——语法学。关于《马氏文通》的历史功绩， 我已撰文作了重评（1999）。文中顺带谈到了《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但因为与主题关系不大，又为篇幅所限，也就没有展开论述。现在这篇文章，是要把这 个问题提取出来，专门加以讨论。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是一个语言学史问题，而语言学史的研究像一切史学的研究一样，必须立足于史料；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做出论断，或进行推论，才有 意义。与《文通》有关的史料大抵有四种：

　　1）主证，即著者本人的明确认定；
　　2）副证，即同时代知情者的说法；
　　3）条件，即客观的历史环境，如马建忠的求学经历；
　　4）类同，即通过文本比较可以发见的类同。

　　其中，第一种最可靠；第二种也比较可靠；第三种只可作为推论的根据；至于第四种，须分别看待，谨慎处理，因为类同可能是仿效，可能是袭取，也可能仅仅 是并无渊源关系的相似而已。
　　以上四种史料或证据，如能合并运用，更能增加论断的可靠性。

　　一、拉丁语法是主要参照范式

　　马建忠声明，“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例言）。《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是不应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它仿照了哪一种西洋语法？
　　这个问题有清楚的一面，也有不清楚的一面。
　　清楚的一面是，马建忠在《文通》中多次提到，他参照了希腊、拉丁语法和现代欧语语法：

　　主证1
　　“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 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后序）
　　按：“旁行诸国语言”指英、法等现代欧洲语言；“若希腊、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可见是以希腊、拉丁语法为基准。

　　主证2
　　“间有名字不为表词、起词，而归入主次者，有三：一、凡呼人对语者，泰西古语，名字因次而变，凡呼人之名别为一次。今之方言，其名不变者，呼人之次， 概列主次。”（实字卷之三）
　　按：“泰西古语”即古希腊语、拉丁语，有呼格，如拉丁语名词equus（“马”，主格）的呼格单、复数形式分别为eque, equi（哦，马儿！）。现代欧语中呼格形式多已失去，与主格无异。

　　主证3
　　“泰西文字，若希腊、辣丁，于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代诸字各变六次。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虚字卷之七）
　　按：拉丁语有六个格：主格、生格（属格）、与格、宾格、夺格（离格）、呼格；古希腊语只有五个格：主格、生格、与格、宾格、呼格。古印欧语的夺格在希 腊语里已并入生格。

　　主证4
　　“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辣丁文，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变法，各 自不同，而以英文为最简。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虚字卷之九）
　　按：以拉丁语动词为例，式分陈述、虚拟、命令；态分主动、被动；时分现在、过去、第一将来、第二将来、现在完成、过去完成；再加上三个人称和单复数， 分词、动名词等等，这些形式多由不同的尾音表达，比现代英语里的动词形变繁复得多。又，马建忠指出汉语因动词缺乏形变而须有助字，并将助字独立为一类，被 认为是一大创见。

　　主证5
　　“乃旁考泰西，见今英法诸国之方言，上稽其罗马希腊之古语，其叹字大抵“呀”“吁”“嗟”“咨”之音，闭口声也。然声有开闭之分，而所以鸣其悖发之情 则同。”（虚字卷之九）
　　按：此言有不确处。拉丁语有叹词au（啊哟！），o（哦！）。

　　主证6
　　“泰西方言之论句法也，四式之外，加一相因之句，即谓上下之句有相因之理，或言固然，或言所以然也。”（论句读卷之十）
　　按：六例中，只有这一例仅称“泰西方言”，未与希腊、拉丁比较。

　　有以上六条主证，我们基本已可断定：马建忠是以希腊、拉丁语法和英语、法语语法为参照，通过比较而发见并描述了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而在这些西洋语法 中，“泰西古语”特别是拉丁语的语法又是首取的范式。关于这一点，又有副证：

　　副证1
　　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曾参与《文通》的编写，他对人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又认定：“我是采用拉 丁文法，尽量就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
　　按：此条亦可视为主证，因为马相伯参与《文通》的编撰一事，是可信的。

　　条件1
　　马建忠忆及自己学外语的经历，说：“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学]汉文 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
　　按：此条也可作为主证，表明马建忠对拉丁文尤其看重。

　　马建忠7岁入上海徐汇公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兴办的学校，将外语列为必学的科目；而拉丁文作为宗教语言，是一门主课。拉丁文是一种死语言，其语法系统 早已固化，在欧语当中最有定式（“一定不易之律”）可觅；又因其经典和神圣的地位，作为仿效的范式似乎最配得上中国的经籍子史。

　　条件2
　　马相伯是神职人员，通晓拉丁文，且编有《拉丁文通》。马建忠自幼从其兄学，获益颇多。“光绪年间他的哥哥马良（字相伯）正编订《拉丁文通》（1903 年出版），他跟着也拿中国的《四书》、《春秋三传》……作材料，借镜拉丁文法的理论和框架，作中国古文法的研究，殊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与马良合著《马氏文 通》十卷……。”许国璋认为，马相伯在拉丁语法术语的定译上发挥了作用。

　　类同1
　　《文通》与拉丁语法的类同主要表现在体系和范畴上。如词类的划分：除助字一类外，《文通》分出的名、代、静、动、状、介、连、叹八类词，在任何一部拉 丁语法里都可以见到。又如“次”（格）、“词”（句子成分）的设定，动词分出“施动”（主动）、“受动”（被动）、“内动”（不及物）、“外动”（及 物）、“坐动”（定式）、“散动”（不定式）等等，拉丁语法里也都有。当然，在仿作的同时，马建忠考虑到了：1）汉语独有的现象（因此建立了“助字”这一 特别的词类）；2）某些语法范畴在现代英语、法语里业已消失或简化，这些语言的语法范畴比拉丁语法范畴更贴近汉语（因此未设跟呼格、与格、夺格相应的 次）。
　　按：须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类同只是体系和范畴的类同，而不是具体文本的类同。我们不知道马建忠所根据的是哪一本拉丁语法，对此他本人并未交代。也许， 马相伯编的那本《拉丁文通》是直接的来源？可是，《拉丁文通》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马建忠的声明——“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尚不清楚的一面。但我认为，这一点已不足以否定《文通》模仿了拉丁语法。前面说过，拉丁文的语法系统 早已固定下来，多个世纪以来各种拉丁文教科书、语法书所描述的语法体系和范畴并无显著差别，所以，不管马氏兄弟效仿了哪一本（或几本）拉丁语法，结果都会 一样。

　　二、《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马氏文通》模仿了拉丁语法，并参照了英语、法语的传统学校语法。这本来已是很明显的事实，既有主证、副证的支持，又有充足的条件；只是在类同一项 上，无法具体到某一（拉丁语法）文本，但这并不构成反证。然而，在《文通》来源的问题上，有些学者却不在意这方面的史实，试图寻求一种不受史料约束的解 释。他们认为，马建忠受到法国人Arnauld和Lancelot所撰《普遍唯理语法》（1660，也称《波尔-洛瓦雅尔语法》）的影响，因此将普遍和唯 理的观念作为《文通》的理论基础；甚至认为，《文通》在编写原则和体系上也取法于《普遍唯理语法》。

　　高名凯说　　
　　较早提出此说的是高名凯。他在《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3）一文中断定：“马建忠在法兰西学习语法学，他多少受了波尔瓦耶尔(Port- Royal)理性主义语法学的影响，而一般人也无形中受了马建忠的影响，拿西洋的语法格局给强套到汉语上。”

　　许国璋说
　　以后力主此说、并作了较多发挥的是许国璋。他在《论语法》（1988）一文中，已称马建忠是“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后又撰写《〈马氏文 通〉》及其语言哲学》，断定“马氏多处表示‘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的唯理思想，确是西方十八世纪笛卡尔的思想”； “马氏之写此书，主要是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想之影响，即唯理语法之影响。”他比较了《文通》和《普遍唯理语法》，认为二者有几处“重要的相似”，从整体上看 前者胜过后者。但在《文通》究竟模仿了哪一种西洋语法的问题上，许国璋似乎摇摆不定。一方面，他看到马建忠“将拉丁文法不厌烦琐地用于汉语”，另一方面他 又觉得，“《文通》之成书，不像是模仿学校《拉丁文法》，也不像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而既然没有模仿，没有范式，《文通》想必就是马建忠独立 的创造，是他“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之结果”。总的看来，许国璋此文 是一种哲理的阐解，对史料依赖不多。但在有一点上，他是比较谨慎的：他只是推测马建忠“可能读过”《普遍唯理语法》，至于马氏“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 他认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陈国华说　　
　　许国璋之后，主张此说者则有陈国华。他在《普遍唯理语法和〈马氏文通〉》（1997）中对许国璋有所批评，又有所继承和推进。下面我先把陈文的基本论 断归纳为若干点，对每一点略予评说，以后再作讨论；所引诸点，系按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1）“今天难以找到具体证据证明马建忠读过或没读过《[普遍唯理]语法》，不过我们推断他很可能读过。”
　　按：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无主证、副证，仅凭推测，很难确定来源或影响。
　　
　　2）马建忠留学法国，“对当时这样一部人人皆知的权威性语法著作不可能毫无所闻，既闻之而不读之也是近乎不可能的”。
　　按：为何不可能毫无所闻？马氏并未专修语法学或语言学，详见下面条件（3）的分析。“既闻之而不读之”，也是常有的事。

　　3）“普遍唯理语法对马建忠的影响首先反映在马建忠的语言哲学上”，“在语言的共性问题上，马建忠显然接受了普遍语法的基本观点。”
　　按：对语言共性，清人早有阐述，与普遍语法未必一定有关。至少不能凭此断定是受西洋影响。

　　4）“退一步说，即使马建忠没有读过《语法》，理性主义哲学和普遍语法论也是马建忠写《文通》的理论依据。”
　　按：这一步退得好，我有证据表明马建忠了解笛卡尔哲学，见以下条件（4）的分析；而且马氏确实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同多异少。但西方哲学思想是否就是 《文通》的理论依据，又当另论。

　　5）“在语法的编写原则上也可以看到普遍语法对《文通》的影响”，“马建忠之所以缺乏明确的共时和历时的观念，究其思想根源，还是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 影响。”
　　按：缺乏共时-历时观与《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也未必直接有关。《文通》模仿拉丁语法，拉丁语法才是泛时语法。此外，中国哲学的“心”、“理”都是泛 时概念。

　　6）“……既然马建忠自己承认《文通》模仿了西洋语法，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
　　按：既然马氏兄弟承认以拉丁语法为范式，我们首先应确定这一点，首先应到拉丁语法中找寻《文通》体系、范畴的来源，然后再考虑其它可能性。

　　7）马建忠“在语言哲学、语法的编写方针和体系上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但《文通》不是一部普遍唯理语法，而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 础，摹仿西洋语法体系而充分注意汉语特点，非严格意义的古汉语语法”。
　　按：在编写方针、体系上受普遍唯理语法影响，与模仿西洋语法体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陈文未说清楚。但肯定《文通》不是一部普遍唯理语法，是正确 的。此见实际是对许国璋之见的否定，他认为《文通》是一部“普世语法”，而且“就全局看，《文通》胜过《普世语法》”，“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 书”。《文通》与《普遍唯理语法》的描写对象完全不一样，与“当时西方语法书”（许国璋指的是拉丁语法书）的对象也完全不一样，自然谈不上胜过、超过。
　　
　　贝罗贝说
　　最近，法国汉学家贝罗贝撰文探讨了《文通》的来源。他谈到西方汉语语法对马建忠的可能影响，并采纳了陈国华的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
　　
　　1）马建忠受到小学和西学两个方面的影响，“但《文通》所反映的西方影响是最根本的”。
　　按：小学的影响的确可以肯定。不过，贝罗贝只言及传统的虚字书，而未注意到中国传统语言观和哲学思想在马建忠著作中的体现。所以下面他才把马建忠的哲 学观和语言观完全归诸西方影响。当然，对所谓“西方影响”，又应区分哲学和语法两个层面。
　　
　　2）西方人撰写的汉语语法和印欧语言语法，是《文通》的“两大素材来源”。就前一来源来看，马建忠“很可能”读过法国学者雷慕萨1822年的《汉文启 蒙》，但此书对马建忠影响不大；真正影响了他的是神父马若瑟1728年写成、1731年出版的《汉语札记》，此书“实际上也许可以说是马建忠在上海森伊捏 斯（Saint Ignace）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最早接触到的语法著作之一”，“当时该教会学校的耶稣教会神父就是用这部著作作为语法参考书的”，《文通》和《汉语分 析》二书“有着共同点，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方面”。
　　按：贝罗贝认为马建忠“很可能”读过雷慕萨的书，是根据马氏曾留学法国、而雷氏之书又很容易见到这一条件。而认为马建忠读过马若瑟并受其影响，除条件 外，似乎又有文本类同的支持。其论的疑点是：马建忠学拉丁文，自然要用拉丁语法书，可是马若瑟的《汉语分析》并不是拉丁语法，于他并无用处；教师教拉丁 文，恐怕也用不上此书。除非外国神父自己研习汉语，才用得着它。

　　3）就后一素材来源来看，“在马建忠所掌握的语法著作中，《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很可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语法书”，马建忠称《文通》“系仿葛郎玛而 作”时，指的“很可能”就是这本《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本语法书所采用的哲学系统是相同的”。此外，二书所用的概念有 众多相似之处，很难说只属偶然的巧合。
　　按：即使“哲学系统”（即对理性和语言的关系的看法）相似，也并不能证明直接渊源关系。理性认识的相似可能是因为：1）马建忠为西方哲学思想所濡染， 很自然地接受了关于语言普遍性的认识；2）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本来就有类似的认识。
　　至于《文通》与《波尔-洛瓦雅尔语法》的概念相似，确非偶合，但这类相似也见于《文通》与拉丁语法或其它欧语语法之间，因此不能作为判别来源的充足根 据。贝罗贝说，“《文通》用了《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语法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以前的汉语语法中并不存在，例如关系代词”。可是，关系代词正是任何一 部印欧语言的语法书上都有的概念！

　　以上四位学者的立论，都是从一个推断出发：马建忠读过《普遍唯理语法》。虽然，四人的肯定程度不一，第一位相当含混，第二位说“可能读过”，第三位和 第四位说“很可能读过”。四人之说，共同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既没有主证，也没有副证。不过，条件似乎是有的。

　　条件3
　　马建忠在法国读书，先得过法语关。他已有一些基础，抵法第二年，即1877年，他就通过了法语考试。学法语，当然要学语法；《普遍唯理语法》出在法 国，又那么有名，法语教师也许会提到它，马建忠在图书馆也许见过它，甚至也许还读了它。
　　按：这样的事情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作一些具体分析，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
　　马建忠留法，不是去学语法学的。他肩负着清政府交予的重要得多的任务。李鸿章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马建忠等留学生的身上。除法语外，他在法国考院还 通过了格致、律法、政治、外交四项考试。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表明，这时的马建忠志在从政，他广涉自然博物、哲学人文，但在语言上，还只是把法语当作探索西 学的工具，尚未打算投身语法研究；当然，他的兴趣很广泛，以致可能什么书都会拿来看，可是他对语言学并没有研究兴趣（其时的主流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 言学也已建立起来），所以后来在《文通》中也看不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留下的痕迹。而《普遍唯理语法》这样一本名著，所谓人人皆知，主要是在语言学、语法学的 领域之内，若不进入其中，抱定研究的宗旨，恐不会去啃读。毕竟，这不是法语语法，不是一般的具体语言教学语法，它有相当的难度，只有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 读，才会有所收获。马建忠当时是否顾得上读它呢？，实际上，他开始探索语法、撰著《文通》，是在1880年代中，那时他回国已经五、六年；他是在仕途遭挫 的情况下，才离开招商局，转而埋头学术。从这一年起，他与相伯同寓上海新马路口，于是始有兄弟二人合作，根据拉丁语法编撰《马氏文通》一段故事。许国璋 说，马相伯作《拉丁文通》，可能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此说如果可信，则相伯一开始应比建忠有更多的语法经验，能提供不少帮助。据马相伯 的弟子方豪记叙，“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作成《文通》（见副证1），而马建忠自己只说“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相伯起步也许真的比建忠早？

　　条件4
　　马建忠就读徐汇公学时，所学课程已有“性理”（西方哲学）一门；后来留法期间，也有兴趣于西方哲学。如此看来，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可能对他产生了影 响。
　　按：马建忠是熟悉笛卡尔思想的，这一点有史料可证。马氏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担任驻法公使翻译。当时中国派驻英、法的公使是郭嵩焘，他在《伦敦与巴 黎日记》（1876—1879）中数十处言及同马建忠的往来。郭氏日记对于我们了解马建忠在法期间的学习、活动情况很有用，不妨摘引其中记叙较为详细的几 段：

　　郭氏日记1
　　光绪四年（1878）四月初五日　　郭氏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宣读诵辞，由马建忠以法语译诵；法国总统的答辞也由马建忠当场译出，大意是：“初闻中国 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迨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和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帮助。”
　　按：马建忠一度忙于公务，除正式外交活动之外，也经常陪同郭氏参观工厂、博物馆、艺术展等。在一起小酌、聚宴更是常事。

　　郭氏日记2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日　　派遣马建忠赴法兰克福参加万国公法会。“眉叔言：西洋徵实学问，起于法人嘎尔代希恩[笛卡尔]，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 自信吾手足所涉历扪摩，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既自信吾手足矣，乃于手足所未循习者，以理推测之，使与所循习 同。于是英人纽顿[牛顿]因其言以悟动学，意大里人嘎里赖[伽利略]因其言以悟天文日统地不动而地自动，德人来意伯希克[莱布尼茨]又有性理之学。此数人 者，皆西洋学问之前导者也。”
　　按：此段及下面第5段可视为副证，证明马建忠熟知西方哲学史，对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的论理颇为欣赏。不知他是直接读了笛卡尔的书，还是从哲学史 的书籍中间接地了解到。

　　郭氏日记3
　　同年八月初二日　　“马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在馆肄习者以两年为期，或专习，或全习，期于有成。……其教法，有讲论，有问难，又别有指授 英、普[德]两国语言文字之师。……每日讲论二次：……论意、法之文出自剌丁[拉丁]；英则半由剌丁；奥、普则尽由撒克桑[撒克逊]。”
　　按：此段说明了马建忠的主业。语言教师讲一些欧洲语言系属的常识，在预料之中。对欧洲语言的历史变化，马建忠显然已具一定认识，但后来他写《文通》， 并未见他运用历史变化的观念。
　　由下面一段则可见，自然科学也在他关注之内。

　　郭氏日记4
　　同年十一月廿五日　　偕马建忠等人参观某葡萄酒厂，“车次与马眉叔谈所习数学。因言：‘法国数学尤胜，其国家设立拉古尔代恭得（代恭得，译言算学；拉 古尔言衙门也，英国名之波尔得）。……天文士测出各星，皆积算而知。英人候实勒始推知天王星行度。……月与地球相距六万英里（合中国里数约计十八万 里）。……凡五星、地球，中心皆有热力，久而积土渐厚，则结一层壳，壳愈厚则生物愈广。……天文家测月中无水……。’其言似诞，然亦略见天地之广大矣。”

　　郭氏日记5
　　同年十二月初八日　　“马眉叔言，希腊言性理学者所宗主凡三。初言气化：曰水，曰火，曰气，曰空。至梭克拉谛斯[苏格拉底]乃一归之心，以为万变皆从 心造也。后数百年而西萨罗[西塞罗]乃言守心之法，犹吾儒之言存心养性也。近来英人马科里[贝克莱]乃兼两家之说言之。英人始言性理者洛克，法人始言性理 者戴嘎尔德[笛卡尔]，并泰西之儒宗也。又言：习公法者必通知剌丁语。以公法始于罗马，而剌丁文字实为罗马文教之始。故凡公法相传之语，多缘自剌丁。…… 非通剌丁语不能译。”
　　按：看来马建忠很庆幸自己早已学过拉丁文。这是教会学校出身的好处，见下段。

　　郭氏日记6
　　光绪五年（1879）三月二十日 其时郭氏已回国，偕林乐知访徐家汇天主教堂，记叙该教堂所设外国学馆“以剌丁文字为主，兼及数学、化学。马眉叔受业于此十数年，今此学不过十数人而已”。

　　郭氏日记7
　　同年六月廿二日　　郭氏读到曾纪泽日记：“日记中录马眉叔一信，却甚有见地。述考试政治对策八条。”八条内容涉及万国公法、条约、商务、外交史、政治 制度等。又评论马建忠所学：“眉叔天分高于一切，于西法初涉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怠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
　　按：由此段可知马建忠的政治抱负。而郭氏不以为然，觉得马氏把中国社会看得太简单。这时的马建忠，显然怀着振兴中国、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后来他引入西 洋律法未成，改而致力引进西洋语法，可算是移情得来的成功。
　　郭嵩焘与马建忠过从甚密，是上司也是朋友，他对马建忠的学业、活动和爱好无所不知；而且郭氏本人很懂小学，日记里有好几处，记有他对埃及象形文字与中 国文字异同的比较和对欧洲语言文字的关心，以及与外国学者讨论语言文字，却从未见他谈起马建忠对语言、语法研究已有兴趣。

　　类同2
　　《马氏文通》与《普遍唯理语法》在体系和范畴上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陈国华文有一表，将二书的语法范畴、概念作了对照），但二者在这方面的相似其实也是 《文通》与任何一部拉丁语法或英语、法语的传统学校语法的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类同本身无法表明渊源关系，除非已有确凿的主证、副证。拿《文通》与任一印 欧语言的学校语法比较，都能比出同样多的共点。所以，此类比较意义不大。

　　现在，让我们把《普遍唯理语法》影响说的根据和疑点小结一下：
　　第一，　　此说仅是一个推测，缺乏明确的主证、副证；
　　第二，　　此说立论所据的条件有两个，其中一个（条件3）很有疑问，恐难成立；另一个（条件4）则能成立；
　　第三，　　此说有赖于体系、范畴的相似，但这类相似并不能证明来源或影响。

　　三、小学和传统学术的制约

　　《马氏文通》的来源，一半在西方，一半则在中国。未掌握系统的西洋语法知识，不
参照西洋语法的样式，固然不会有《文通》，可是没有历代中国学者的积累，特别是对虚词的研究，也决不会产生出《文通》。关于这一事实，有不少研究者曾经指 出。如麦梅翘说：“一般人都把《马氏文通》看作是纯粹摹仿西洋语法写成的，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其实马建忠‘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体系上主要参照西洋语 法，至于体系中的个别部分和个别虚字的解释，却往往继承了旧有的讲虚字的书上的说法，特别是袁仁林的《虚字说》（1710）。”他又认为，在“华文所独” 的助字方面，马建忠吸收旧说尤多。
　　另一方面，关于马建忠的语言理论或语言哲学的本土根源，以往有些研究者虽然也曾言及，但似乎还缺乏一项全面的考察，把马建忠的语言观与旧学的联系解释 清楚。本文下面将就这一目的略作探讨。不过首先我们仍要对有关的史料作一分析。

　　主证7
　　马建忠大量利用了清代以前古书上关于字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解说，如《尔雅》、《说文》、《玉篇》、《广雅》、《广韵》、《颜氏家训》、《文心雕龙》、 《六书故》等。清代小学著作中，马建忠参考最多的当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次为顾炎武《日知录》，刘淇《助字辨略》。这些地方都标明了所出之书或著者。 另有许多地方，马建忠没有明说出自何人，只称“经生家”或“经学家”如何训释。据麦梅翘（1957）的考辨，“马氏在《文通》中明白指出了引自《经传释 词》、《助字辨略》或泛称‘经生家云’、‘古人云’而实际上指《释词》和《助字辨略》的地方有五六十处。”

　　主证8
　　《文通》的序、后序和例言记录了马建忠的语言观，引用前人说法极多，且大都注明所自。其中，序的第一段述小学的领域划分，引宋人欧阳修、明人吴元满和 胡应麟之说；第二、第三段讲聚字成文的道理，引《易》、《诗》、《传》、《释名》、《文心雕龙》、《通雅》等书；第五段论及虚字的定义和分类时，复引《文 心雕龙》的三分法。后序的第一段讲古今中外语言文字的通性，首先引了荀子的论断。

　　副证2
　　梁启超与马建忠相熟，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 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 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
　　按：《文通》倚重《经传释词》，已见于主证；虽然《文通》中并未明言何例何说取自俞樾，但梁说是可信的。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说：“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词语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

　　条件5
　　马建忠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但在教会学校里也须学中国经籍。“蒙子入学，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序），少年马建忠也经历过这样的习读过程。 他的古学根柢是从小垫定的。他的读书，“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序）， 可谓无所不读。从《尔雅》、《说文》到《通雅》、《经传释词》，各种小学著作他也都读过。在撰写《文通》的过程中，他曾持疑难问题“叩攻小学者”（例 言），虽然答案未能令他满意，他对小学传统的谙熟是毫无疑问的。

　　类同3
　　本例要说的类同，是一种可视为暗袭的雷同表达。例如马建忠写道：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二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例言）

　　按：试比较刘淇的说法：

　　“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自序）
　　二人的表述如此接近，决非偶然。再看一例：
　　“虽然，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序）
　　比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说法（而章氏是否又有所本呢？）：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史通义》卷二）
　　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雷同了。这样的暗袭，不也可以说明马建忠与清代学术的密切联系么？

　　综合以上主证（7，8）、副证（2）、条件（5）和类同（3）诸条，可以断定，马建忠本人就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只不过他又借助西学新知，在传统学术 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且听去《文通》不远的刘复（1924）怎么说：“无如马氏所处时代，正承袭着清代经生考古的余风；他书中虽常有不满意于经 生的话（他说得对不对另是一个问题），他自己却不免是个穿西装的经生！”
　　的确，无论是否着西装，马建忠都是一个经生。马建忠的语言观里无疑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曾经论及或点到，只是多为孤立的议论，很少 与传统学术的背景联系起来。在此我把马建忠的语言观略分为三个方面，指出其源于本土的性质：
　　
　　1）文字牵制；2）尚古倾向；3）普遍意识。

　　文字牵制　　《文通》以“序”为前导，而“序”则由文字起源的论述开始：
　　“昔古圣开物成务，废结绳而造书契，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
　　一本语法书，却从文字的起源讲起，这种开篇方式十分特别，今天的语法家决不会这样做，而在马建忠则很自然。在论述中，他也是从造字进到语法：
　　“……古先造字，点画音韵，千变万化，其赋以形而命以声音，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 无或少变。”（序）

　　像清代的多数小学家一样，他并非不知道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但他没有把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明确地区分开来。他想要揭启“自有文字以来未宣之秘奥”（序）， 他想到的只是“结绳而后”“四千余载”的文字史（后序）。像清代的小学家一样，他也没有把字和词在概念上区别开来，其结果是作为句法单位的“字”和作为书 写单位的“字”的矛盾在《文通》中反复出现。
　　马建忠受文字的牵制，又表现在他著文通的目的上。他希望，“士生今日不读书为文章则已，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序），便可从《文通》中索觅其道。邢 庆兰（1947）分析如下：“马氏作《文通》的积极的目的，在于‘离经辨志’、‘考艺问道’，仍是和《经传释词》等书一样，是为了经学而存在的一种经学底 附庸。它的消极的目的，是为写作的，目的在使‘神而明之’的东西能宣诸口舌。马氏说：‘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滕，导后人以先路。 ’这口气是和沈约发现四声可以用之于文章，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是一样 的。”古代士人学者把作文章看作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此种价值观直到马建忠的时代仍未改变；他是传统中人，出于阐明“为文之道”或“构文之道”的实用目的 而作了《文通》。

　　尚古倾向
　　这是最易看出的事实。马建忠在“例言”中说得明白：
　　“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为止。……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 祖之所出，非文也。”
　　《文通》主要取材于先秦、两汉作品，汉以后大抵只取韩文；而韩愈的入选已很勉强，因为他“仅知文理”，已失去上古文章的神和气。将上古汉语作为考察对 象，本无不可，问题在于，他对“文章”或“构文之道”的看法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他以为上古才有文章，其法式历久不变；后人学做文章，学得好固然好，学得不 好不仅算不得文章，就连法式（文法）也谈不上了。他所持的是一种古典规范语法观。“马建忠先生是‘非三代之书不敢观’一流人物，说他厚古薄今，并不过分” （胡裕树语）。在这一点上，马建忠很像顾炎武，只不过所考察的对象不同而已。顾氏考论“三代以上之音”，以为“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 异”；又认定古音至淳，指望“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序》）。清代小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都有尚古的倾向， 马建忠自不免为其左右。

　　普遍意识
　　马建忠在“后序”中写道：
　　“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 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
　　由这段话可知马建忠对人类心智和语言的普遍性的认识：各个民族不但心灵、思维相通，而且语言表达、语法规律也具共性。马建忠了解西方哲学，这是事实， 但如果我们以为他的这种认识一定是受了西学影响的结果，与清学毫无联系，那就错了。关于人类心灵-思维普遍性的认识，对中国学术传统来说并不陌生。如宋人 程颐所论的“心”、“理”，即有超人类、超自然和超历史的普遍性质：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方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遗书》卷二）
　　从顾炎武的解释可见，他也主张“心”和“理”的普遍性：
　　“心不待传也，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天下国 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日知录》卷十五）
　　而章学诚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辨似），则是上述哲学认识的通俗说法。马建忠读过《日知录》，读过《文史通义》，他所 谓“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所谓“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序），不也可以看作此种哲学认识的自然衍生么？
　　至于对语言共性的悟识，在清代小学家中虽不多见，却也并非没有先例。在音韵学上，尤其可以见到一种对共性的追求。如潘耒撰《类音》，“欲使五方之 人……归于大中至正”的音系，声称“《类音》之音，非南音，非北音，乃人人本有之音也”。明末樊腾凤撰《五方元音》，“欲以天地自然之律和天地自然之声， 谓之曰元音”。其所谓“天地自然之声”、“人人本有之音”，都是想建立某种超方言、超历史的语音范式。而《新韵谱》的作者刘献廷，更是迈出了中国方言，参 考“华严字母、天竺陀罗尼、太西蜡顶、小西天梵书、蒙古、女直、琉球”等多种音系文字，提出若干具有普遍价值的声韵，以包纳“四海之音”、“宇宙元音”、 “万有不齐之声”（《广阳杂记》）。刘氏的这种共性意识，与明末西洋教士引入的注音字母或有关系，但与西方哲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四、西洋汉语语法是否影响了《文通》

　　有些研究《马氏文通》的学者，曾注意到马建忠之前西方人撰著的汉语语法。例如邢庆兰（1947）提到甲柏连孜1881年的《中国文法学》（即《汉文经 纬》）；刘大白在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写的序言中，提到1869年“美国人高第丕和中国人张儒珍氏共著的《文学书官话》……仅仅短期地流 行于外国人社会和基督教社会间”。马建忠是否知道有这样一些出自西洋人手的汉语语法？是否读过其中的一两本，因此有所借鉴？
　　迄今未能找到主证、副证，可证明马建忠读过任何一本西洋汉语语法。但条件似乎是具备的：

　　条件6
　　阿贝尔·雷慕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用法文撰有《汉文启蒙》。马建忠既然留学法国，又不乏汉学界朋友，对这部流行甚广的汉语语法似 应有所知闻。从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里的一段话看，他是了解西方汉学研究情况的：“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辣丁、 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皆设有汉文馆。……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

　　条件7
　　雷慕萨的《汉文启蒙》也传入了中国，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今属上海图书馆）便收有此书。马氏兄弟见过甚至读过此书（以及另外一些西洋汉语语法）的可能 性是有的。又据贝罗贝说，马若瑟的《汉语分析》可能是马建忠最早见到的语法著作之一。徐家汇天主堂藏书中，也有《汉语分析》。

　　类同4
　　据贝罗贝，《文通》与《汉语分析》在组织结构上有相同之处。

　　类同5
　　西方人撰著汉语语法，难免囿于西方语法范畴；而《马氏文通》既然模仿了西方语法，与西方人写的汉语语法势必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此外，有的西方学者熟 知中国人的虚词书，注意吸取“虚字”、“实字”等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所以在这方面，《文通》与西方汉语语法也不无相似之处。例如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 的“语尾词”一章里依次论及“也、矣已、焉、与、乎、夫、哉、邪/耶、尔/耳、云”等单个助字，马建忠则先后讨论了“也、矣、已、耳、尔、焉、者、乎、 哉、耶、与、夫、诸”。

　　但由于缺乏主证、副证，纵有充分的条件，我们也无法根据这样的类同断定马建忠仿照过西方汉语语法，而只能视为一种并非纯属偶合的相似。

　　五、总结

　　以上我们探讨了《马氏文通》的若干可能的来源。《文通》的来源问题，也即马建忠在构思和编写《文通》的过程中受到哪些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影响的问 题，或与前代和同时代的何种学术有渊源关系的问题。严格说来，问题应分作两个方面，一是《文通》体系（框架、范畴、概念）的来源，二是马建忠的语言哲学或 语言观的来源。让我们用分项列表的形式，把前四节所述作一总结（表略）。

　　最后，我想说明，上述结论只是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得出的。今后如能发见新的史料（主证、副证），证明马建忠读过《普遍唯理语法》或借鉴过西方汉语语 法，我们的结论便应修正。但如果提不出反证，还是以维持原论为宜，不应把尚未证实的假设与可以认定的事实混淆起来。

　　（文见《〈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文集》， 外研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