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 语言学史的会通和颖悟  姚小平教授

讲演  2005年3月14日

  又来到了复旦。
  几年前我来这里,到外文系,是“自由讲学”,就是自己带一个题目来,随便什么题目。这是现在时兴的校际讲学方式,邀请方一般都让演讲者自己定题,只要 是不出格的题目,都可以。可是我这次来,却是“命题讲学”;而且题目是贵校学生会的一位同学拟的,电子邮件发来,我只字未改。学生出个题让我讲,这在我还 是头一次。“中西语言学史”这个题目很大,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讲个小些具体些的题目,那样好把握,也讲得透。不过既然诸位已经给我定了题,就让我来试着讲一 下。

  一

  国内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人很少,专门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人也数得出来,而既研究中国、又研究西方,并且把中西两块串接起来,做些比较研究的人,就 更少了。最多只有两三个。我指的不是就中西差异泛泛地发些个议论,那样很容易,而是指真正的研究,作为一种学问来探索。学以稀为贵,清人颜习斋说过,“一 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恕谷年谱》)。 他要是在世,他看现在市面上的学术,十有八九是在跟从“风俗”呢。跟风是为学的大忌。一种学问做的人一多,就难免有人“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淘糨 糊”。不过,要是做的人太少,鲜有对话者,以至高处孤寒,不胜清苦,恐怕也不好吧。至少研究者自身的感觉不会好。所以我还是希望能觅到几个同道,一起来切 磋。
  “语言学史”这门学问,听起来很偏,其实如果回到它的本根,距我们非但不远,而且关系很密切;非但密切,简直就是每个人的内在之物,想要离都离不开 的。这个本根就是语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既用它来交际,跟别人说话,也用它来跟自己说话,即所谓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 且是构成思想的媒质。语言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维护关系的纽带,是一个民族(部族、部落)自我认同的身份标志。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语言来 传承,它的独立性就要打折扣;如果没有书面语言来载录,一种文化的精神产品就传不久、播不远。
  语言虽然如此重要,没有人不会用,可是常人未必就能知其所以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的“green”,谁都知道它是“绿”的意思,初学者也都会用 它,可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英人管绿色叫“green”,这个名称是怎么得来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答上来。答案并不复杂,只须给一点提示:这个词与 “grass”、“grow”是同源关系,从一个词根生出来的,大家就会明白,原来英语里面绿色名称的产生跟绿色的植物及其生长有关。再举个例子。“看 见”是一个动词,中间可以插进别的成分,可以说“看得见”、“看不见”,我们把它叫作分离动词。“淘汰”也是一个动词,却是不可分的,不能说“淘得汰”、 “淘不汰”。为什么一个可分,一个不可分呢?我把这道题留给在座的同学们思考。
  我们要想了解语言怎样产生,怎么发展变化,它的构造如何,根据什么样的规律运作,就得去研究它。这种研究就是“语言学”,或者叫语言科学。语言学发展 到今天,已经有许多分支,上面说到的第一个例子属于词源学,第二个例子属于词汇-语法学,都是语言本体的研究。语言学跟其他相关领域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一 系列边缘学科,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历史,比如数学有数学史,语言学也不例外。而把语言学这门学问一 直追溯到它的开端,回到先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兴趣的时候,观察各个时期的人们怎样思考语言问题,怎样研究各种语言,这样的考察就是“语言学史”了。

  二

  对自己的语言,古人最早提出的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可不简单,迄今还没有人能解说得令人信服。谁要是探明了语言的起源,也就探明了人类的 起源。
  当然,根据科学理论、进化论,语言是随人类一道逐渐演变来的。可是在古人眼里语言是极神圣的东西,以为它一定是天赐的。比如像《圣经·创世纪》里说的 那样,上帝不但造世界、造人,还帮助人造了语言。因为,假如不把语言给予人,他就不是完整意义的人。这是西方的神话。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说到语 言是怎么来的。我们汉民族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神话呢?似乎没有。大家想必都听过女娲造人的传说:
  “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 七十八引应劭《风俗通义》)
  可是造出了人,故事便完了,不提语言的由来。
  一些年前我读一本《中国创世神话》,发现里面并没有一节讲语言起源,就觉得奇怪,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有宇宙起源的神话(盘古开天地),人类起 源神话(女娲造人),文明起源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等等,然而没有语言起源神话。为什么汉民族的创世神话会缺少这一环?(请注意,我说的是汉民族。有些 少数民族是有语言起源神话的。)我想我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现象并且企图给予解答的人。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字很早就发达了起来,古人的注意力多被文 字吸引了去,所以才有种种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以“仓颉造字”说流传最广),而语言本身的起源反倒被放过了。1994年我写了一篇书评谈这个问题,去年我 到波茨坦参加一个语言学史研讨会,又以“Origins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in Chinese Mythology, Legend and Folklore”为题作了发言。当然我的说法也只是个推测,很多远古的事情也只能靠推测来解释。假如哪一天突然出土了一批竹帛,记载着关于语言起源的神 话传说,那我今天说的这番话就都白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重新思考,修正解释。史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史料。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神话传说已显出中西早期语言思维的不同取向,西方重语言,中国重文字。

  三

  一般认为,世界语言学有四大传统,与世界文明的诸大发源基本相合:希腊-罗马,印度,希伯来-阿拉伯,中国。也有只提三大传统的,不计希伯来-阿拉 伯,因为这一传统成为一门学问比较晚,是公元后的事。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三种传统在时间上则相差不多,大抵是在公元前五百年或更早些,开始出现语言哲 学的思维和有意识的语言本体研究。最早想到的问题都一样,比如名称是怎样得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考过,老子、荀子也思考过。但一涉及语言本体,就显出 了差别。希腊语、拉丁语、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都是屈折语言,词形多变,并且大都有明显可识的标志,语法的问题很突出,因此就有解判分析的必要,促成了语 法学;而语法则与逻辑相得益彰,两者密切结合,构成西方语言思维的基础。又因为使用拼音文字,可以把语音切分到最小的单位——音素,拼读、注音、书写都比 较简单,文字不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可以专注于语言本身。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是屈折型的,有语法学,而且也用拼音文字,所以可以同印欧传统合为一条 线索,统称为“西方”。
  另一条线索是汉语。汉语的情况大不一样,是所谓孤立语言,词形没有变化(声调变化又当别论),除了词序和虚词外,没有明显可识的标记来表示词与词的关 系,语法的问题因此不突出;从实用的角度看,讲不讲语法也无关紧要,“书读千遍,其义自明”,所以就没有形成语法之学。这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它也有语 法,只是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表面上看不出来,而且常有含混模糊的情况,因此更难研究。加上跟汉语匹配的汉字是语素文字(logography),也即用 单独的符号表示每一个语素或音节(语素是含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如“人”、“跑”;有的音节自身没有意义,也用一个汉字表示,如“玻璃”的“玻”),读写、 注音都比拼音文字麻烦得多,需要投入精力研究。古人把语言文字研究统称为“小学”,我们从这门学问的领域划分可以看出,它的对象是“字”。字由三个要素组 成:形、音、义,于是“小学”也就有三个相应的领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而小学的研究,往往又是偏于古的。清人段玉裁有一段话,总结了中国传统语言 学以字为纲、以古为尚,将对象和领域分作三块的做法: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 序)
  这样的论述说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是很系统的,有一套理论方法,只不过取向大不同于西方罢了。如果对西方古代语言学也这样作一个三分,那应该是:语 法,语音,语义。不涉及字的问题,或者说,文字不是主要对象。

  四

  中国语言学本来跟其他传统并不相干,独立地形成,走着自己的路。假如没有受到外力影响,它会始终保持原有的格局,沿着汉语汉字为它设定的道路一直走下 去。可是东汉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差一点完全改变了它的行进路线。这件事情就是梵文佛经的传入。佛教来自“西域”印度,是另一意义的“西方”。在这之前,古 人没有一个好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只能用“直音法”。比如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面,“柏”字的注音是“白声”。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碰到一 个字找不到跟它同音的字,就麻烦了;或者用来注音的字我们不认识,那就等于白注。但是人们从梵文中看出了名堂:几个字母一拼起来,就构成了音节,于是悟 出,汉字的音节也可以拆开来,分作声母、韵母。不过一开始还没有声母、韵母这类术语,只叫“反切”。比如“党”字,就标作“丁朗切”。“丁”和“朗”分别 叫反切上字、下字。南北朝时,梁代顾野王编的字典《玉篇》已经系统采纳了反切注音法。那时候,“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也摸出了大概。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很 大的进步,促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音韵学。可是局限也很明显:说到底,仍是用汉字给汉字注音,缺乏一种客观的标音和析音的工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音 韵学变得很难,要透过汉字去研究语音,被后人称为“绝学”。
  假定在佛经传入的时候,中国学者比反切进了一步,引入梵文字母来注音;假定再进一步,借用梵语语法学的概念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那么中国语言学从此就 会改变方向。可是这样的转向没有发生。一则人的意识没有成熟,二则历史时机也没有成熟。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晚得多。明年,200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中西交往的开通将整整四百五十年。这是从1553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算起。(可能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考虑马可·波罗?因为他是个疑影。有没有这个人,《马可·波罗游记》是不是他的作品,里面说的有多少是真实的,都还有疑问。)实质性的 突破则始自利玛窦。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有朋自远方来,长眠于此——利玛窦抵京四百年》(《中华读书报》 2001/2/14)。他来自意大利,1583年到广东,1601年进入北京城。之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610年病故,葬在北京。他当然是来布道的,说 得直白些就是文化侵略,但同时他也带来了西洋科学,因为他要用科学来打动中国士人的心。大家一定都知道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这部著作就是利玛窦带了 来,由他逐句讲述,再由徐光启笔录成书。客观地看,利玛窦等人对早期西学输入中国贡献很大。可是史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携来的西学不是当时最先进的,比 如天文学上,传授的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并进而得出结论:科学在近代中国迟迟不能形成,原因就在利玛窦等人身上。这是一种奇怪的说 法。假如是外国学者这么说,我们姑且听之,可是我们自己就不该这样讲。因为,人家远航而来,送给你东西,你竟嫌它不够好。一则不近情理,二则也太没志气, 自己不拥有,倒怪人家不送给。对这种看法我很不以为然,所以在那篇文章的末了写了这样一句话:利玛窦“也许没有带来最好的礼物,但他的礼物已经很有用于中 国”。
  讲了一阵利玛窦,诸位会问,这跟中西语言学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是语言。不但自己得学汉语,还要教后来者学汉语,出于这类实际需要,他们便开始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 音和标声调。这样就有了最早的汉语拼音系统,元音、辅音各一套,外加五个声调符号。这是17世纪初的事情,是很好的开端。只可惜时机未到,环境不利。一方 面,因为西学初次入华的进程被阻断,鸦片战争后才逐渐恢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学人对西文有排斥心理,所以直到20世纪初中国学界才把拼音问题摆上日程。 而拼音字母真正在中国推广开来,成为大众读书识字的有用工具,就更晚了,距今不过半个世纪。如今拼音字母已成为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处之多、用域之广 就不必多说了。另外,拉丁字母的引入也为中国学者分析语音、探究音理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关于这个方面,也无须细讲,罗常培在1930年的《耶稣会士对音韵 学的贡献》一文里早已论述过了。

  五

  中国语言学受惠于西方语言学的第二个方面,是语法学。汉末至唐代译解佛经,明末清初西学入华,域外传统对中国语言学的这两度影响都只及于语音,而未及 语法。但是,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三度影响,终于把中国传统小学“形音义”三分鼎立的壁垒轰开了一个缺口。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 现代意义的语法书。作者马建忠(1845—1900)一方面很自豪,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另一方面坦然承认,“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 “系仿葛郎玛而作”(例言)。今天看来,好象不应提倡仿作,应该努力创新才是,可是如果没有当年马建忠的这一摹仿之举,中国语法学恐怕还要晚一些年才能诞 生。由于它的开创地位、特殊意义,《马氏文通》已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一桩极重要的个案,吸引了很多研究者。《马氏文通》已被研究了一百年,中国语言学界没 有人不知道它,可是在有些方面它仍是一个疑案。我自己对它的研究,就是围绕着三个疑点展开的。
  疑点一: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本书的署名只有马建忠一人,可是有证据表明,他的哥哥马相伯(1840—1939)也参与了撰作。到底是兄弟两人合著, 还是马建忠一人独著,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前年适值马建忠逝世百年,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氏文通〉的作者到底是谁》,《中华读书报》2000年2 月16日),把这个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认为马相伯确有可能是合著者。当年第六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又读马相伯的《致知浅说》,那是一 部用文言写的逻辑学著作,发现那里面有些地方谈到语言和语法。我想这应该是他早年对语言语法的兴趣的延伸。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了系列讲座 “《马氏文通》四讲”,其中的一讲就是“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顺便说一句,马相伯这个人跟复旦还很有关系,复旦公学(1905)就是他创办的。复旦 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过一部《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书后有一张“马相伯生平简表”,其中1898年条下说,这一年他“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一 书脱稿”。但整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还不能定论,有深入发掘的必要。因为我们说“合著”,疑者就会问,是以什么方式、多大程度的“合著”?这一句话就把我 们问住了。
  疑点二:《文通》“系仿葛郎玛而作”,这一点可以肯定,问题是,摹仿的究竟是哪一种或哪一本“葛郎玛”?学界说法不一。这个问题涉及马氏语法理论和方 法的来源。马建忠在书里反复提到希腊、拉丁、英语、法语等,这些语言他很小就开始学,后来研究汉语语法,西洋语法知识自然就用上了。这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至于其他方面,就不清楚了。只说这样一个方面:在马建忠之前,欧洲人已经写了很多汉语语法书,这些书他是否看过?假如看过,是否有所吸取?至少,他 有接触这些书的便利。他小时候在徐汇公学念书,那里的图书馆里可能就有这样的书;他后来去法国留学,而法国的汉学很发达,有人专门研究汉语语法,他好象也 应该知道一二。可是这些他都不提。也许他的确没有看过?也许他看过,只是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责怪他没有把来源交代清楚,他是在草创一门学问,有些方面还顾 不过来。我非常希望看到上海、复旦有人来继续研究《文通》的来源问题,因为马氏兄弟和《马氏文通》都出在上海,应该由上海学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上 面说到的作者问题。
  疑点三:《马氏文通》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文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汉语语法,是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在“形音义”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并由此促成中国传统语言学转向现代。这些都没有疑问。疑问在于,《文通》对汉语语法究竟有多少新的发现?上面说过,在这之前欧洲人——包括来华西士和 并未到过中国的欧洲本土学者——已经出版过不少汉语语法。既然如此,就不能不问:跟西洋汉语语法比较,《文通》好在哪里?可是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几乎没有人 做,甚至连欧人几时开始研究汉语语法,到底写过多少本汉语语法,这些语法书是什么样子,研究到何种程度等等,全不清楚。国内大概是我第一个撰文把《文通》 与西洋汉语语法作了比较,但也只涉及其中的一本(德国人甲伯连孜1881年出的《汉文经纬》)。1998年是《文通》问世一百年,那年各地接连开了几个纪 念会。在洛阳的一个会上,我就讲了这件事,论文发表在99年《当代语言学》第2期上。我的观点是:从世界汉语研究史上看,《文通》不是第一本汉语语法。有 些汉语语法规律过去我们以为是马建忠首次悟识的,其实欧人早已发现并写进了书里。汉语研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这有点像詹天佑建造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建 的第一条,可是发明铁路的不是他。当然他并不因此而不伟大。我想,一定有人不喜欢我的这种言论,以为我要贬低马建忠的历史功绩。比如有人说,20世纪以前 的西洋汉语语法对中国语法学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文通》才真正影响了中国语法学。这当然也是事实,可是我们要这样想:西洋汉语语法之所以没有影响中国语法 学,是因为马建忠没有提到它们,或者根本就没有看过。而后来的研究者,包括王力、吕叔湘,大都也没有理会。一则因为那些汉语语法都是用洋文写的,有语言障 碍(例如存世的第一本汉语语法,1703年刊行的《华语官话语法》,是西班牙文的);二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东西出自外国人之手,不属于中国学术, 况且面对汉语语法这一全新的对象,他们可说可写的东西太多,根本就顾不及那些旧书。中国的语法学家当中,好象只有周法高一个人认真地参考过其中的几部。
  这是由《马氏文通》引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文通》和汉语语法一百年,却不过问西洋汉语语法。拣大的、象样的说,怎么也有七八部,可是一部也没 有整理出来。这是前人欠下的一笔债务,得由今人来还;今天我们不还,后人还得还。总不能置之不理。

  六

  《马氏文通》是中国语言学旧传统的终结,新路子的开端。我研究《文通》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四年。在这之前,我做得最多的一桩个案属于西方语言学史,那 就是19世纪的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但应该都听说过德国有个基金会叫“洪堡基金会”,那是以他的弟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名字命名的。关于洪堡特,我写过一本书,译了他的一部名著,编了一部他的语言哲学文集,还讲过好几次。最近的三次是今年四月初在苏 州大学、上海师大、上海交大,讲稿年内将发表在上外的《外国语》杂志上。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多讲,只介绍他的语言理论的一个方面——“语言世界观”。这是一 种很有趣的理论,好象很有道理,又好象似是而非;有很多例子支持它,但要说它一定能成立,却又未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有关语言的一个定义。我在演讲一开始提到过:“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构成思想的媒质。”宽泛地说,我们可以把表达思想和 构成思想看作一回事,所以通常讲到人类语言的功能时,称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够了。或者换个说法,语言是“交际工具”,其中就包含了表达思想和构成思 想的双重作用。而严格说来,表达思想和构成思想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始点和前提。道理很简单。比如我们学外语,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总觉得自己仍在用汉 语思维,然后用外语转达出来。这不是错觉,这是实情。在我自己,我可以用几种外语来混合表达,但如果是用并不熟练的那种外语,那么在思维的深处恐怕还是汉 语在起作用。从我们正常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区别。至于在聋哑人身上,这种区别就更明显了。一个中国聋哑人和一个美国聋哑人在一 起,是很难交际的,因为他们的内部语言不一样,以各自的内部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手势语也大不一样。美国聋哑人用ASL (American Sign Language),中国聋哑人用CSL (Chinese Sign Language)。……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指的首先就是内部语言对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制约。语言看起来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其实它植根于人的心智,潜藏于精神的深底。所 以,对人的定义(人是语言动物),对人性的理解(人性的一和多:人类通性、民族特性、个人秉性等),都离不开语言的概念。作为人类种属的特征,语言是统一 的,但在实际的分布体现中,语言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圣经·创世纪》里说,人类本来只有一种语言,因此大家能够精诚合作,计划建造一座通天塔。眼看塔造 了起来,攀云摩天,上帝却惧怕了,担心人的力量大过他,于是搅乱了语言,使人类不能相通。上帝就用这一手,很厉害的一手,让语言起到隔绝人性的作用,而从 此人们也就互不信任,难得安宁。不过,洪堡特是从哲学上理解语言对人的束缚作用。他说,人创造了语言,可是造出的语言也把人自己包围了起来;人通过母语来 看世界,但母语所传达的世界图景是有限的。母语就像一道樊篱,把我们圈在里面,限制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摆脱母语的樊篱呢?就要靠学外语。所 以洪堡特学了很多种语言,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丰富多样的认识手段。
  “语言世界观”的理论在现代有几种翻版,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人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或者就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本的思路跟爱因斯坦的物理相对论有点相似:我们通过语言观察世界,语言就是我们的参照系,由 于这个参照系因母语而有别,映现在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也就不同。这样的论断在哲学上应该可以成立,可是要想证明却很难。一种语言对思维的束缚,究竟大到 何种程度?经由各种语言折射出的世界图景,差别有多大,有无质的不同?等等。通常所谓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现象,跟上述问题多少也有些关系。

  七

  上面我讲了语言学史上的两桩个案,中西各一。前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北大中文系跟一些老师和研究生座谈,话题就是中西语言学史。记得在座的老师有徐通 锵、王洪君、袁毓林、李娟等。那时我的洪堡特研究已经做出了规模。洪堡特有两篇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文章,我把它们译成中文,给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当阅读材 料。《马氏文通》也做出了一点眉目,并且挂上了西方汉语语法。后来徐通锵先生对我说,“你搞中西语言学史,选的两个点很好哇。”他指的就是《马氏文通》和 洪堡特,在中西语言学史上的确都是分量极重的个案。其实,开始做这两个题目的时候,我并没有很清晰的选题意识,不是特意选了它们来研究。多半是凭一种感 觉,觉得它们在学术史上相对更重要些。两个题目在国内学界的研究背景也不一样。在我之前,洪堡特基本没有人细致研究和翻译过。《马氏文通》则不然,已有很 多研究,但我取了独特的视点,就是跳出中国语言学的圈子,站在世界语言学的立场上来回观历史,这样,看到的景致就很不一样了。
  个案探考至关重要。无论历史研究、文化研究、语言研究,还是中西语言、文化、历史的比较研究,都应该由个案起步。一个研究者,如果从来不做个案,出手 就是通史;或者没有做出象样的个案,只写大部头的通史,那我们就得当心:他可能根基不牢、立足不稳,可能只是把人家的东西囊括起来,重新说了一遍。
  方法也很重要。语言学史这东西,是学科史,而学科史也是史,在理论方法上跟一般的历史研究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西方语言学史界有人试图引入科学史家库恩 (T.S.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用它来解释一种语言理论被另一种取代的过程。“范式”指的是某种有影响的科学学说,流行于某个时期,有一 批坚定的拥护者。不过,这个概念用在语言学史上有时可以说明问题,有时则未必能成功,原因之一是,在自然科学中,一种理论范式会被另一种彻底替换,如哥白 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而在人文社科领域,新旧理论却有可能并存。例如,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理论体系并存。
  西方史家比较看重解释历史,喜欢建立理论框架,寻觅一套合理的方法。中国史家似乎更重描述,或叙实。当然也不是没有理论方法,否则中国的史学决不会那 么发达,就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里说的,“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 此)。”他在这本书里对中国史学的方法做了大盘点。讲到方法,我想只提一点,实证法,用清代和民国初期的术语就是“考据”。虽然这个字眼听起来很老套,我 以为这种方法只要用得是地方,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学术史上的有些问题,翻来复去地说起,却又不易定论,如果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探讨一番,并且辅以实证 法,也许就能有所进展。我自己在考察清代语言学史的时候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或者说,清代学者的社会待遇如何?
  梁启超代表了“有利说”,认为清代盛期学者的社会待遇不错。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写道:“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 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这话一听就明白:学者先要吃饱饭,才谈得上做学问。对梁氏的说法,后世学者或赞 同或反对,各有各的道理。我想澄清这个问题,于是做了一个调查,分两批搜集起315个清代学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平均寿命等等。结 果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参加过科举,多数人有学位,因此有稳定的收入,生活相对安定。特别让人吃惊的一个数字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在66岁以上。这是怎样的一 个概念呢?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至于现代,据前些年对中科院的一项调查,那里在职科学家的 平均死亡年龄是52岁多一点;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不到64岁。我借现代的这些数字来对照,意思并不是现代学者的生活不如清代好。也许正 是因为营养过剩,活动得少,压力偏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才导致一些现代学者不能长寿。我只是想说明,第一,清代学者的长寿是不争的事实;第二,他们能够 长寿,是因为生活安稳,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从而“有余欲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所以,梁启超是对的,只不过他是凭印象和直 觉得出的结论,而我是用实证的方法为他的论点提供了支持。详细的考察可以参看我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中 华读书报》2002/8/28)。

  八

  最后,中国史学还有一个方面,我以为也值得一提。
  中国历来有一种优良的传统,重视史家个人的学养品格,要求治史者具备五项素质,即“才、学、识、德、责”。关于前三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 序里作了说明:“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才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他说他写的这本哲学史是“小史”,力求通俗,所以 对“才”和“识”的要求高过对“学”的要求,等等。
  当初我读到冯先生的这段话,觉得他讲得真是好,把史家应具的基本功说得一清二楚。可是不久又读到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发现那里面竟有跟这一模一 样的三个概念:“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卷二,内篇二,“文德”);“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卷五,内篇五,史德)。而章学诚也 未必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三个概念的史学家。这一思想的来源问题应当由研究史学史的人去探讨,我在这里只想提请大家注意,章学诚的认识并不停留于这三个概念。 他认为,一个史家仅有才、学、识是不够的:“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呼可哉?”(同上)这就是第四项素质“德”,“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才、学、识不足,还可以追补,也可以谅解;心术坏了,便难以救治,即使救了过来,也会落得一身腥,糟蹋了自己的形象。近年来中国学界 反复出现剽窃事件,甚至名校都受牵连,就是学者的心术出了问题。其实章学诚早已警示过,“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窃人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 功次之。”只是,今人窃人之美,怕是好名、争功、夺利几端都占了。
  有了才、学、识、德,史家的素质应该已近完备了。但还有一项,也很重要,虽然章学诚本人似乎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有关的概念,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述中得出 来,那就是“史责”。史责,即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别人跟风有情可原,无非从俗而已;史家跟风最不能原谅,因为史家要对过去、现在的成就和不足作出公正的评 价,以此为将来的发展展示前景,他如果趋风就俗,学术的好坏就会难以分清。一句话,史家要发人所未发。当然,治学者无论是否治史,都宜避免跟风,如章学诚 指出的那样,“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卷六,内篇六,天喻);“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 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卷七,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这就涉及学者为学的一个根本问题:问学治学,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有空的时候不妨先读一些前人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再静下心来思考一番。
谢谢诸位的热情!

附:本次讲座的提纲

1.研究语言学史的乐趣
  虽然语言是极普通的东西,“语言学”(linguistics)在常人眼里却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至于“语言学史”(history of linguistics),岂非更加乏味?但若能脱出专业技术史,上升至科学史、文化史和社会发达史的层面,视域将大为拓宽,对象将更其丰富,研究的乐趣 也将随之增加。而若能贯通中西,跨接古今,融会自然与人文,则于专门的学术史外,尤可达到一种历史哲学的意境,求得对人性概念的深在认识。

2.四大传统,两条主线
  1)综言之,世界语言学有四大传统:希腊-罗马,印度,希伯来-阿拉伯,中国。
  2)归简之,可得两条主线:印欧屈折语型——用拼音文字,语法多显性标志,尤重逻辑分析;中国孤立语型——用语素文字,语法多隐性范畴,偏重音义字 学。
  3)析言之,则四大传统之外有支流,传统内部有差异。欧、美既不同,欧洲内部亦有别。今人谈“中西”语言差异,多据汉、英二语立论,实则英语已非典型 的屈折语,不足以代表“西方”(印欧)语言。

3.个案探考
  史的研究,当立足个案探考。个案为点,时代为线,国别为面;由点至线至面,进而上达通史,方能稳固根柢,避免悬空。
  1)西方语言学史案例——洪堡特
  2)中国语言学史案例——《马氏文通》

4.史学理论和方法
  梁启超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然而就学术专史论,西方注重理论方法,长于哲学思辩,不无高明 之处。如“叙实原则”(narrativity)说,“范式”(paradigm)转换说。
  中国史界向有一种优良传统,重视史家个人的学养品格,要求治史者具备五项基质,即“才、学、识、德、责”。今天的学术史研究者,不妨仍以此为训,但求 创意,不逐大全,视相弊救偏为己任。方法上,则应注重文本,回归实证,不为大空之论,为可验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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