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到了复旦。
几年前我来这里，到外文系，是“自由讲学”，就是自己带一个题目来，随便什么题目。这是现在时兴的校际讲学方式，邀请方一般都让演讲者自己定题，只要
是不出格的题目，都可以。可是我这次来，却是“命题讲学”；而且题目是贵校学生会的一位同学拟的，电子邮件发来，我只字未改。学生出个题让我讲，这在我还
是头一次。“中西语言学史”这个题目很大，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讲个小些具体些的题目，那样好把握，也讲得透。不过既然诸位已经给我定了题，就让我来试着讲一
下。
一
国内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人很少，专门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人也数得出来，而既研究中国、又研究西方，并且把中西两块串接起来，做些比较研究的人，就
更少了。最多只有两三个。我指的不是就中西差异泛泛地发些个议论，那样很容易，而是指真正的研究，作为一种学问来探索。学以稀为贵，清人颜习斋说过，“一
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恕谷年谱》）。
他要是在世，他看现在市面上的学术，十有八九是在跟从“风俗”呢。跟风是为学的大忌。一种学问做的人一多，就难免有人“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淘糨
糊”。不过，要是做的人太少，鲜有对话者，以至高处孤寒，不胜清苦，恐怕也不好吧。至少研究者自身的感觉不会好。所以我还是希望能觅到几个同道，一起来切
磋。
“语言学史”这门学问，听起来很偏，其实如果回到它的本根，距我们非但不远，而且关系很密切；非但密切，简直就是每个人的内在之物，想要离都离不开
的。这个本根就是语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既用它来交际，跟别人说话，也用它来跟自己说话，即所谓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
且是构成思想的媒质。语言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维护关系的纽带，是一个民族（部族、部落）自我认同的身份标志。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语言来
传承，它的独立性就要打折扣；如果没有书面语言来载录，一种文化的精神产品就传不久、播不远。
语言虽然如此重要，没有人不会用，可是常人未必就能知其所以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的“green”，谁都知道它是“绿”的意思，初学者也都会用
它，可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英人管绿色叫“green”，这个名称是怎么得来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答上来。答案并不复杂，只须给一点提示：这个词与
“grass”、“grow”是同源关系，从一个词根生出来的，大家就会明白，原来英语里面绿色名称的产生跟绿色的植物及其生长有关。再举个例子。“看
见”是一个动词，中间可以插进别的成分，可以说“看得见”、“看不见”，我们把它叫作分离动词。“淘汰”也是一个动词，却是不可分的，不能说“淘得汰”、
“淘不汰”。为什么一个可分，一个不可分呢？我把这道题留给在座的同学们思考。
我们要想了解语言怎样产生，怎么发展变化，它的构造如何，根据什么样的规律运作，就得去研究它。这种研究就是“语言学”，或者叫语言科学。语言学发展
到今天，已经有许多分支，上面说到的第一个例子属于词源学，第二个例子属于词汇-语法学，都是语言本体的研究。语言学跟其他相关领域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一
系列边缘学科，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历史，比如数学有数学史，语言学也不例外。而把语言学这门学问一
直追溯到它的开端，回到先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兴趣的时候，观察各个时期的人们怎样思考语言问题，怎样研究各种语言，这样的考察就是“语言学史”了。
二
对自己的语言，古人最早提出的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可不简单，迄今还没有人能解说得令人信服。谁要是探明了语言的起源，也就探明了人类的
起源。
当然，根据科学理论、进化论，语言是随人类一道逐渐演变来的。可是在古人眼里语言是极神圣的东西，以为它一定是天赐的。比如像《圣经·创世纪》里说的
那样，上帝不但造世界、造人，还帮助人造了语言。因为，假如不把语言给予人，他就不是完整意义的人。这是西方的神话。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说到语
言是怎么来的。我们汉民族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神话呢？似乎没有。大家想必都听过女娲造人的传说：
“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
七十八引应劭《风俗通义》）
可是造出了人，故事便完了，不提语言的由来。
一些年前我读一本《中国创世神话》，发现里面并没有一节讲语言起源，就觉得奇怪，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有宇宙起源的神话（盘古开天地），人类起
源神话（女娲造人），文明起源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等等，然而没有语言起源神话。为什么汉民族的创世神话会缺少这一环？（请注意，我说的是汉民族。有些
少数民族是有语言起源神话的。）我想我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现象并且企图给予解答的人。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字很早就发达了起来，古人的注意力多被文
字吸引了去，所以才有种种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以“仓颉造字”说流传最广），而语言本身的起源反倒被放过了。1994年我写了一篇书评谈这个问题，去年我
到波茨坦参加一个语言学史研讨会，又以“Origins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in Chinese
Mythology, Legend and
Folklore”为题作了发言。当然我的说法也只是个推测，很多远古的事情也只能靠推测来解释。假如哪一天突然出土了一批竹帛，记载着关于语言起源的神
话传说，那我今天说的这番话就都白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重新思考，修正解释。史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史料。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神话传说已显出中西早期语言思维的不同取向，西方重语言，中国重文字。
三
一般认为，世界语言学有四大传统，与世界文明的诸大发源基本相合：希腊-罗马，印度，希伯来-阿拉伯，中国。也有只提三大传统的，不计希伯来-阿拉
伯，因为这一传统成为一门学问比较晚，是公元后的事。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三种传统在时间上则相差不多，大抵是在公元前五百年或更早些，开始出现语言哲
学的思维和有意识的语言本体研究。最早想到的问题都一样，比如名称是怎样得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考过，老子、荀子也思考过。但一涉及语言本体，就显出
了差别。希腊语、拉丁语、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都是屈折语言，词形多变，并且大都有明显可识的标志，语法的问题很突出，因此就有解判分析的必要，促成了语
法学；而语法则与逻辑相得益彰，两者密切结合，构成西方语言思维的基础。又因为使用拼音文字，可以把语音切分到最小的单位——音素，拼读、注音、书写都比
较简单，文字不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可以专注于语言本身。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是屈折型的，有语法学，而且也用拼音文字，所以可以同印欧传统合为一条
线索，统称为“西方”。
另一条线索是汉语。汉语的情况大不一样，是所谓孤立语言，词形没有变化（声调变化又当别论），除了词序和虚词外，没有明显可识的标记来表示词与词的关
系，语法的问题因此不突出；从实用的角度看，讲不讲语法也无关紧要，“书读千遍，其义自明”，所以就没有形成语法之学。这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它也有语
法，只是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表面上看不出来，而且常有含混模糊的情况，因此更难研究。加上跟汉语匹配的汉字是语素文字（logography），也即用
单独的符号表示每一个语素或音节（语素是含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如“人”、“跑”；有的音节自身没有意义，也用一个汉字表示，如“玻璃”的“玻”），读写、
注音都比拼音文字麻烦得多，需要投入精力研究。古人把语言文字研究统称为“小学”，我们从这门学问的领域划分可以看出，它的对象是“字”。字由三个要素组
成：形、音、义，于是“小学”也就有三个相应的领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而小学的研究，往往又是偏于古的。清人段玉裁有一段话，总结了中国传统语言
学以字为纲、以古为尚，将对象和领域分作三块的做法：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
序）
这样的论述说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是很系统的，有一套理论方法，只不过取向大不同于西方罢了。如果对西方古代语言学也这样作一个三分，那应该是：语
法，语音，语义。不涉及字的问题，或者说，文字不是主要对象。
四
中国语言学本来跟其他传统并不相干，独立地形成，走着自己的路。假如没有受到外力影响，它会始终保持原有的格局，沿着汉语汉字为它设定的道路一直走下
去。可是东汉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差一点完全改变了它的行进路线。这件事情就是梵文佛经的传入。佛教来自“西域”印度，是另一意义的“西方”。在这之前，古
人没有一个好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只能用“直音法”。比如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面，“柏”字的注音是“白声”。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碰到一
个字找不到跟它同音的字，就麻烦了；或者用来注音的字我们不认识，那就等于白注。但是人们从梵文中看出了名堂：几个字母一拼起来，就构成了音节，于是悟
出，汉字的音节也可以拆开来，分作声母、韵母。不过一开始还没有声母、韵母这类术语，只叫“反切”。比如“党”字，就标作“丁朗切”。“丁”和“朗”分别
叫反切上字、下字。南北朝时，梁代顾野王编的字典《玉篇》已经系统采纳了反切注音法。那时候，“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也摸出了大概。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很
大的进步，促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音韵学。可是局限也很明显：说到底，仍是用汉字给汉字注音，缺乏一种客观的标音和析音的工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音
韵学变得很难，要透过汉字去研究语音，被后人称为“绝学”。
假定在佛经传入的时候，中国学者比反切进了一步，引入梵文字母来注音；假定再进一步，借用梵语语法学的概念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那么中国语言学从此就
会改变方向。可是这样的转向没有发生。一则人的意识没有成熟，二则历史时机也没有成熟。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晚得多。明年，200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中西交往的开通将整整四百五十年。这是从1553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算起。（可能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考虑马可·波罗？因为他是个疑影。有没有这个人，《马可·波罗游记》是不是他的作品，里面说的有多少是真实的，都还有疑问。）实质性的
突破则始自利玛窦。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有朋自远方来，长眠于此——利玛窦抵京四百年》（《中华读书报》
2001/2/14）。他来自意大利，1583年到广东，1601年进入北京城。之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610年病故，葬在北京。他当然是来布道的，说
得直白些就是文化侵略，但同时他也带来了西洋科学，因为他要用科学来打动中国士人的心。大家一定都知道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这部著作就是利玛窦带了
来，由他逐句讲述，再由徐光启笔录成书。客观地看，利玛窦等人对早期西学输入中国贡献很大。可是史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携来的西学不是当时最先进的，比
如天文学上，传授的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并进而得出结论：科学在近代中国迟迟不能形成，原因就在利玛窦等人身上。这是一种奇怪的说
法。假如是外国学者这么说，我们姑且听之，可是我们自己就不该这样讲。因为，人家远航而来，送给你东西，你竟嫌它不够好。一则不近情理，二则也太没志气，
自己不拥有，倒怪人家不送给。对这种看法我很不以为然，所以在那篇文章的末了写了这样一句话：利玛窦“也许没有带来最好的礼物，但他的礼物已经很有用于中
国”。
讲了一阵利玛窦，诸位会问，这跟中西语言学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是语言。不但自己得学汉语，还要教后来者学汉语，出于这类实际需要，他们便开始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
音和标声调。这样就有了最早的汉语拼音系统，元音、辅音各一套，外加五个声调符号。这是17世纪初的事情，是很好的开端。只可惜时机未到，环境不利。一方
面，因为西学初次入华的进程被阻断，鸦片战争后才逐渐恢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学人对西文有排斥心理，所以直到20世纪初中国学界才把拼音问题摆上日程。
而拼音字母真正在中国推广开来，成为大众读书识字的有用工具，就更晚了，距今不过半个世纪。如今拼音字母已成为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处之多、用域之广
就不必多说了。另外，拉丁字母的引入也为中国学者分析语音、探究音理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关于这个方面，也无须细讲，罗常培在1930年的《耶稣会士对音韵
学的贡献》一文里早已论述过了。
五
中国语言学受惠于西方语言学的第二个方面，是语法学。汉末至唐代译解佛经，明末清初西学入华，域外传统对中国语言学的这两度影响都只及于语音，而未及
语法。但是，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三度影响，终于把中国传统小学“形音义”三分鼎立的壁垒轰开了一个缺口。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
现代意义的语法书。作者马建忠（1845—1900）一方面很自豪，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另一方面坦然承认，“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
“系仿葛郎玛而作”（例言）。今天看来，好象不应提倡仿作，应该努力创新才是，可是如果没有当年马建忠的这一摹仿之举，中国语法学恐怕还要晚一些年才能诞
生。由于它的开创地位、特殊意义，《马氏文通》已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一桩极重要的个案，吸引了很多研究者。《马氏文通》已被研究了一百年，中国语言学界没
有人不知道它，可是在有些方面它仍是一个疑案。我自己对它的研究，就是围绕着三个疑点展开的。
疑点一：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本书的署名只有马建忠一人，可是有证据表明，他的哥哥马相伯（1840—1939）也参与了撰作。到底是兄弟两人合著，
还是马建忠一人独著，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前年适值马建忠逝世百年，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氏文通〉的作者到底是谁》，《中华读书报》2000年2
月16日），把这个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认为马相伯确有可能是合著者。当年第六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又读马相伯的《致知浅说》，那是一
部用文言写的逻辑学著作，发现那里面有些地方谈到语言和语法。我想这应该是他早年对语言语法的兴趣的延伸。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了系列讲座
“《马氏文通》四讲”，其中的一讲就是“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顺便说一句，马相伯这个人跟复旦还很有关系，复旦公学（1905）就是他创办的。复旦
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过一部《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书后有一张“马相伯生平简表”，其中1898年条下说，这一年他“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一
书脱稿”。但整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还不能定论，有深入发掘的必要。因为我们说“合著”，疑者就会问，是以什么方式、多大程度的“合著”？这一句话就把我
们问住了。
疑点二：《文通》“系仿葛郎玛而作”，这一点可以肯定，问题是，摹仿的究竟是哪一种或哪一本“葛郎玛”？学界说法不一。这个问题涉及马氏语法理论和方
法的来源。马建忠在书里反复提到希腊、拉丁、英语、法语等，这些语言他很小就开始学，后来研究汉语语法，西洋语法知识自然就用上了。这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至于其他方面，就不清楚了。只说这样一个方面：在马建忠之前，欧洲人已经写了很多汉语语法书，这些书他是否看过？假如看过，是否有所吸取？至少，他
有接触这些书的便利。他小时候在徐汇公学念书，那里的图书馆里可能就有这样的书；他后来去法国留学，而法国的汉学很发达，有人专门研究汉语语法，他好象也
应该知道一二。可是这些他都不提。也许他的确没有看过？也许他看过，只是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责怪他没有把来源交代清楚，他是在草创一门学问，有些方面还顾
不过来。我非常希望看到上海、复旦有人来继续研究《文通》的来源问题，因为马氏兄弟和《马氏文通》都出在上海，应该由上海学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上
面说到的作者问题。
疑点三：《马氏文通》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文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汉语语法，是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在“形音义”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并由此促成中国传统语言学转向现代。这些都没有疑问。疑问在于，《文通》对汉语语法究竟有多少新的发现？上面说过，在这之前欧洲人——包括来华西士和
并未到过中国的欧洲本土学者——已经出版过不少汉语语法。既然如此，就不能不问：跟西洋汉语语法比较，《文通》好在哪里？可是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几乎没有人
做，甚至连欧人几时开始研究汉语语法，到底写过多少本汉语语法，这些语法书是什么样子，研究到何种程度等等，全不清楚。国内大概是我第一个撰文把《文通》
与西洋汉语语法作了比较，但也只涉及其中的一本（德国人甲伯连孜1881年出的《汉文经纬》）。1998年是《文通》问世一百年，那年各地接连开了几个纪
念会。在洛阳的一个会上，我就讲了这件事，论文发表在99年《当代语言学》第2期上。我的观点是：从世界汉语研究史上看，《文通》不是第一本汉语语法。有
些汉语语法规律过去我们以为是马建忠首次悟识的，其实欧人早已发现并写进了书里。汉语研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这有点像詹天佑建造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建
的第一条，可是发明铁路的不是他。当然他并不因此而不伟大。我想，一定有人不喜欢我的这种言论，以为我要贬低马建忠的历史功绩。比如有人说，20世纪以前
的西洋汉语语法对中国语法学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文通》才真正影响了中国语法学。这当然也是事实，可是我们要这样想：西洋汉语语法之所以没有影响中国语法
学，是因为马建忠没有提到它们，或者根本就没有看过。而后来的研究者，包括王力、吕叔湘，大都也没有理会。一则因为那些汉语语法都是用洋文写的，有语言障
碍（例如存世的第一本汉语语法，1703年刊行的《华语官话语法》，是西班牙文的）；二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东西出自外国人之手，不属于中国学术，
况且面对汉语语法这一全新的对象，他们可说可写的东西太多，根本就顾不及那些旧书。中国的语法学家当中，好象只有周法高一个人认真地参考过其中的几部。
这是由《马氏文通》引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文通》和汉语语法一百年，却不过问西洋汉语语法。拣大的、象样的说，怎么也有七八部，可是一部也没
有整理出来。这是前人欠下的一笔债务，得由今人来还；今天我们不还，后人还得还。总不能置之不理。
六
《马氏文通》是中国语言学旧传统的终结，新路子的开端。我研究《文通》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四年。在这之前，我做得最多的一桩个案属于西方语言学史，那
就是19世纪的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但应该都听说过德国有个基金会叫“洪堡基金会”，那是以他的弟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名字命名的。关于洪堡特，我写过一本书，译了他的一部名著，编了一部他的语言哲学文集，还讲过好几次。最近的三次是今年四月初在苏
州大学、上海师大、上海交大，讲稿年内将发表在上外的《外国语》杂志上。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多讲，只介绍他的语言理论的一个方面——“语言世界观”。这是一
种很有趣的理论，好象很有道理，又好象似是而非；有很多例子支持它，但要说它一定能成立，却又未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有关语言的一个定义。我在演讲一开始提到过：“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构成思想的媒质。”宽泛地说，我们可以把表达思想和
构成思想看作一回事，所以通常讲到人类语言的功能时，称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够了。或者换个说法，语言是“交际工具”，其中就包含了表达思想和构成思
想的双重作用。而严格说来，表达思想和构成思想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始点和前提。道理很简单。比如我们学外语，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总觉得自己仍在用汉
语思维，然后用外语转达出来。这不是错觉，这是实情。在我自己，我可以用几种外语来混合表达，但如果是用并不熟练的那种外语，那么在思维的深处恐怕还是汉
语在起作用。从我们正常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区别。至于在聋哑人身上，这种区别就更明显了。一个中国聋哑人和一个美国聋哑人在一
起，是很难交际的，因为他们的内部语言不一样，以各自的内部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手势语也大不一样。美国聋哑人用ASL (American Sign
Language)，中国聋哑人用CSL (Chinese Sign Language)。……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指的首先就是内部语言对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制约。语言看起来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其实它植根于人的心智，潜藏于精神的深底。所
以，对人的定义（人是语言动物），对人性的理解（人性的一和多：人类通性、民族特性、个人秉性等），都离不开语言的概念。作为人类种属的特征，语言是统一
的，但在实际的分布体现中，语言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圣经·创世纪》里说，人类本来只有一种语言，因此大家能够精诚合作，计划建造一座通天塔。眼看塔造
了起来，攀云摩天，上帝却惧怕了，担心人的力量大过他，于是搅乱了语言，使人类不能相通。上帝就用这一手，很厉害的一手，让语言起到隔绝人性的作用，而从
此人们也就互不信任，难得安宁。不过，洪堡特是从哲学上理解语言对人的束缚作用。他说，人创造了语言，可是造出的语言也把人自己包围了起来；人通过母语来
看世界，但母语所传达的世界图景是有限的。母语就像一道樊篱，把我们圈在里面，限制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摆脱母语的樊篱呢？就要靠学外语。所
以洪堡特学了很多种语言，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丰富多样的认识手段。
“语言世界观”的理论在现代有几种翻版，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人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或者就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本的思路跟爱因斯坦的物理相对论有点相似：我们通过语言观察世界，语言就是我们的参照系，由
于这个参照系因母语而有别，映现在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也就不同。这样的论断在哲学上应该可以成立，可是要想证明却很难。一种语言对思维的束缚，究竟大到
何种程度？经由各种语言折射出的世界图景，差别有多大，有无质的不同？等等。通常所谓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现象，跟上述问题多少也有些关系。
七
上面我讲了语言学史上的两桩个案，中西各一。前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北大中文系跟一些老师和研究生座谈，话题就是中西语言学史。记得在座的老师有徐通
锵、王洪君、袁毓林、李娟等。那时我的洪堡特研究已经做出了规模。洪堡特有两篇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文章，我把它们译成中文，给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当阅读材
料。《马氏文通》也做出了一点眉目，并且挂上了西方汉语语法。后来徐通锵先生对我说，“你搞中西语言学史，选的两个点很好哇。”他指的就是《马氏文通》和
洪堡特，在中西语言学史上的确都是分量极重的个案。其实，开始做这两个题目的时候，我并没有很清晰的选题意识，不是特意选了它们来研究。多半是凭一种感
觉，觉得它们在学术史上相对更重要些。两个题目在国内学界的研究背景也不一样。在我之前，洪堡特基本没有人细致研究和翻译过。《马氏文通》则不然，已有很
多研究，但我取了独特的视点，就是跳出中国语言学的圈子，站在世界语言学的立场上来回观历史，这样，看到的景致就很不一样了。
个案探考至关重要。无论历史研究、文化研究、语言研究，还是中西语言、文化、历史的比较研究，都应该由个案起步。一个研究者，如果从来不做个案，出手
就是通史；或者没有做出象样的个案，只写大部头的通史，那我们就得当心：他可能根基不牢、立足不稳，可能只是把人家的东西囊括起来，重新说了一遍。
方法也很重要。语言学史这东西，是学科史，而学科史也是史，在理论方法上跟一般的历史研究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西方语言学史界有人试图引入科学史家库恩
（T.S.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用它来解释一种语言理论被另一种取代的过程。“范式”指的是某种有影响的科学学说，流行于某个时期，有一
批坚定的拥护者。不过，这个概念用在语言学史上有时可以说明问题，有时则未必能成功，原因之一是，在自然科学中，一种理论范式会被另一种彻底替换，如哥白
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而在人文社科领域，新旧理论却有可能并存。例如，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理论体系并存。
西方史家比较看重解释历史，喜欢建立理论框架，寻觅一套合理的方法。中国史家似乎更重描述，或叙实。当然也不是没有理论方法，否则中国的史学决不会那
么发达，就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里说的，“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
此）。”他在这本书里对中国史学的方法做了大盘点。讲到方法，我想只提一点，实证法，用清代和民国初期的术语就是“考据”。虽然这个字眼听起来很老套，我
以为这种方法只要用得是地方，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学术史上的有些问题，翻来复去地说起，却又不易定论，如果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探讨一番，并且辅以实证
法，也许就能有所进展。我自己在考察清代语言学史的时候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或者说，清代学者的社会待遇如何？
梁启超代表了“有利说”，认为清代盛期学者的社会待遇不错。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写道：“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
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这话一听就明白：学者先要吃饱饭，才谈得上做学问。对梁氏的说法，后世学者或赞
同或反对，各有各的道理。我想澄清这个问题，于是做了一个调查，分两批搜集起315个清代学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平均寿命等等。结
果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参加过科举，多数人有学位，因此有稳定的收入，生活相对安定。特别让人吃惊的一个数字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在66岁以上。这是怎样的一
个概念呢？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至于现代，据前些年对中科院的一项调查，那里在职科学家的
平均死亡年龄是52岁多一点；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不到64岁。我借现代的这些数字来对照，意思并不是现代学者的生活不如清代好。也许正
是因为营养过剩，活动得少，压力偏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才导致一些现代学者不能长寿。我只是想说明，第一，清代学者的长寿是不争的事实；第二，他们能够
长寿，是因为生活安稳，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从而“有余欲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所以，梁启超是对的，只不过他是凭印象和直
觉得出的结论，而我是用实证的方法为他的论点提供了支持。详细的考察可以参看我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中
华读书报》2002/8/28）。
八
最后，中国史学还有一个方面，我以为也值得一提。
中国历来有一种优良的传统，重视史家个人的学养品格，要求治史者具备五项素质，即“才、学、识、德、责”。关于前三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
序里作了说明：“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才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他说他写的这本哲学史是“小史”，力求通俗，所以
对“才”和“识”的要求高过对“学”的要求，等等。
当初我读到冯先生的这段话，觉得他讲得真是好，把史家应具的基本功说得一清二楚。可是不久又读到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发现那里面竟有跟这一模一
样的三个概念：“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卷二，内篇二，“文德”）；“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卷五，内篇五，史德）。而章学诚也
未必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三个概念的史学家。这一思想的来源问题应当由研究史学史的人去探讨，我在这里只想提请大家注意，章学诚的认识并不停留于这三个概念。
他认为，一个史家仅有才、学、识是不够的：“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呼可哉？”（同上）这就是第四项素质“德”，“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才、学、识不足，还可以追补，也可以谅解；心术坏了，便难以救治，即使救了过来，也会落得一身腥，糟蹋了自己的形象。近年来中国学界
反复出现剽窃事件，甚至名校都受牵连，就是学者的心术出了问题。其实章学诚早已警示过，“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窃人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
功次之。”只是，今人窃人之美，怕是好名、争功、夺利几端都占了。
有了才、学、识、德，史家的素质应该已近完备了。但还有一项，也很重要，虽然章学诚本人似乎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有关的概念，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述中得出
来，那就是“史责”。史责，即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别人跟风有情可原，无非从俗而已；史家跟风最不能原谅，因为史家要对过去、现在的成就和不足作出公正的评
价，以此为将来的发展展示前景，他如果趋风就俗，学术的好坏就会难以分清。一句话，史家要发人所未发。当然，治学者无论是否治史，都宜避免跟风，如章学诚
指出的那样，“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卷六，内篇六，天喻）；“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
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卷七，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这就涉及学者为学的一个根本问题：问学治学，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有空的时候不妨先读一些前人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再静下心来思考一番。
谢谢诸位的热情！
附：本次讲座的提纲
1．研究语言学史的乐趣
虽然语言是极普通的东西，“语言学”（linguistics）在常人眼里却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至于“语言学史”（history of
linguistics），岂非更加乏味？但若能脱出专业技术史，上升至科学史、文化史和社会发达史的层面，视域将大为拓宽，对象将更其丰富，研究的乐趣
也将随之增加。而若能贯通中西，跨接古今，融会自然与人文，则于专门的学术史外，尤可达到一种历史哲学的意境，求得对人性概念的深在认识。
2．四大传统，两条主线
1）综言之，世界语言学有四大传统：希腊-罗马，印度，希伯来-阿拉伯，中国。
2）归简之，可得两条主线：印欧屈折语型——用拼音文字，语法多显性标志，尤重逻辑分析；中国孤立语型——用语素文字，语法多隐性范畴，偏重音义字
学。
3）析言之，则四大传统之外有支流，传统内部有差异。欧、美既不同，欧洲内部亦有别。今人谈“中西”语言差异，多据汉、英二语立论，实则英语已非典型
的屈折语，不足以代表“西方”（印欧）语言。
3．个案探考
史的研究，当立足个案探考。个案为点，时代为线，国别为面；由点至线至面，进而上达通史，方能稳固根柢，避免悬空。
1）西方语言学史案例——洪堡特
2）中国语言学史案例——《马氏文通》
4．史学理论和方法
梁启超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然而就学术专史论，西方注重理论方法，长于哲学思辩，不无高明
之处。如“叙实原则”（narrativity）说，“范式”（paradigm）转换说。
中国史界向有一种优良传统，重视史家个人的学养品格，要求治史者具备五项基质，即“才、学、识、德、责”。今天的学术史研究者，不妨仍以此为训，但求
创意，不逐大全，视相弊救偏为己任。方法上，则应注重文本，回归实证，不为大空之论，为可验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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