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君健
2005年12月12日
自由與理性的結晶—十三世紀巴黎大學的興起
巴黎大學於1261年正名，其興起不但見證了中世紀後期的急遽轉變，也反映歐洲各地大學相繼出現的社會時代背景與歷史因素。事實上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出現具有錯綜複雜的原因，包括人們從探求天國轉至地上各種知識、商業蓬勃的發展、城市與行會的興起，以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復興等。[1]當中尤以最後兩項因素最為重要。但凡此種種都只是時人思想轉變的表徵，筆者以為中世紀後期自由與理性漸漸形成才是大學興起的根本原因。茲先簡述自由與理性在中世紀出現的經過，再論此二因素如何導致大學的興起。當中亦兼論1231年教皇格利哥利九世[2]所發表的憲章對巴黎大學興起的作用。
自由之路：城市與行會的興起
中世紀城市的出現主要是由於人口增加、群眾間集團意識的提高、農奴制度的衰退、公共秩序的加強、道路的改進和橋樑的建造等因素[3]，但也有賴於商業和工業的興起，令城市吸納了大量過剩的農民，為他們提供了出路。城市興旺反過來又帶動工商業活動繁盛發展，工匠與商人按不同的行業分類，漸漸形成同業社群，是為行會。
行會奉行師徒制，學徒在師傅家中學藝二至七年，按手藝的熟練程度逐步升級，直至練得一門出色手藝才可自立門戶。[4]當時各行各業的行會使工商業日益發達，居於城市的商人、工匠因而賺得可觀的收入。他們漸漸萌起以金錢向領主換取人身權利的想法，慢慢建立一個可以行使主權權利的自由城市，當中的居民具有制定條例、訂立法律、宣戰、媾和的權力。[5]有的甚至將整座城的主權買下，以自主的方式管治市民。中世紀市民的人身自由從此得到長足發展。
理性之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復興
一直以來中世紀的教育都是由教會壟斷，一切知識均為宣揚基督宗教而設，故學者大多為僧侶及聖職人員。他們繼承了傳統希臘文化所創立的七藝，即文法、修辭、邏輯、天文、音樂、算術及幾何，視這些知識為進深鑽研神學的基礎。
早在八世紀卡洛林時代，學者阿爾古因[6]已將七藝併入神學中。在他看來七藝中每一項均是用以事奉上主的知識根源。[7]經過他的改造，七藝成為了中世紀宗教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
隨著十一、十二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古希臘羅馬文化由阿拉伯透過西班牙再次流入歐洲。當中亞里士多德的學說被翻譯成拉丁文，廣泛在歐洲傳播。其注重理性與邏輯的哲學思想極受當時聖職人員的支持，他們更將之融入神學中，紛紛從理性中尋求上主。[8]一時間湧現了一批重視理性的經院哲學家，大大改變了中世紀的神學思想，導致日後理性主義的抬頭。
巴黎大學—自由與理性的結晶
如前所述，自由在中世紀體現於城市及行會的發展中，市民、商人、工匠均可從領主及貴族手中取得他們的人身自由，漸漸形成一個個獨立的城市及團體，影響十二世紀以後的歐洲歷史。大學就在這種氛圍下急速成長，及至十三世紀，在西歐許多地方學生及教師人數大增，於是他們開始效法行會，組織社團，以求獲得進一步的保護而免於勒索及壓迫，並可少受教會的拘束。[9]事實上「大學」[10]一辭的原意就是指師傅及學徒的結社，為相互保障的社會團體，類似當時的工人團體、商業聯盟、同業公會，[11]實即與行會一脈相承。[12]
這類學術團體擁大量的特權，最常見的是在學期間免卻所有義務、徵集、貢物、通行稅等力役及課稅。而當中最重要的是罷課權，學校用之來自衛，使大學教學、研究、向會員行駛權力等自由不至受到侵害。[13]在城市的教授更具有與領主相當的請求權、發言權、用以抵制和反對不公正對待權、關閉所有組織或遷移其他城市和國家權力等。[14]這些特權與自由反映大學已成功獨立起來，擺脫了教庭及貴族的制紂。
大學權利與自由的高漲亦彰顯在十三世紀初教皇格利哥尼九世所頒發的憲章中。1229年巴黎學生與市民發生衝突，學生發起罷課運動，師生紛紛撤離巴黎長達兩年之久。1231年教皇出面調停，頒令巴黎大學隸屬教皇，大小事務只需向教皇直接報告，並定出多項規則要求大學遵守。[15]驟眼看巴黎大學的自由被教皇操縱，但其實教皇全心將大學置於不同階級的主教及國家政權之外，使大學因而不受多方面的管束。其憲章更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和結社權、罷課權、授予學位的專一權這三大特權，[16]反映了教皇對學術自由的認可。
除自由外，大學興起亦仗賴性理的抬頭，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回流歐洲正好將理性思考注入神學中。自此教庭著重以理性解釋《聖經》，並帶上理性的眼睛重新觀察世界，尋找各種的學問，當中曾在巴黎大學任教的托馬斯•阿奎那就是最傑出的代表。[17]及至1254年，巴黎大學的章程更規定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為文學院生的必讀之書。
由於教庭確立了理性的重要性與地位，學術研究遂得以從以往直觀、感照的方式轉向邏輯推理的討論。中世紀大學趨向以思索尋求知識，使後繼者漸漸與教會或國家完全斷絕關係，而在藝術、科學、職業、甚至在神學上，獨立思想家及學者相繼湧現，[18]為文藝復興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現代大學的學術自由與理性研究的傳統其實可追溯至中世紀大學興起之初，甚或說，若自由及理性沒有在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來，大學便不會興起。當中巴黎大學可謂現代大學之母，其創立初期的發展就是中世紀走上自由與理性之路的真實寫照。
[1] 詳見F P Graves：《中世教育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109-10；William Boyd、Edmund J King：《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頁141-6；克伯萊：《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55年，頁220-5。
[2] 教皇格利哥尼九世(Pope Gregory IX)，法學家出身，以創異端裁判所和維護教皇特權著稱，但他亦發佈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知識之父》。
[3]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08-9。
[4]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39-41。
[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30-1。
[6] 阿爾古因(Alcuin，735?—804)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不僅協助查理大帝制訂了適應西歐封建社會發展的基督教文化政策，而且還把對古代文化肯定的態度引進基督教文化中。
[7] 例如他認為文法即拉丁文法；修辭即宗教教義闡釋和講經佈道的辯才；邏輯則指供神學論證和駁斥異端邪說的形式推理方法；算術用來解釋《聖經》中的數位；幾何成為根據《聖經》的思想來解釋大地的工具；天文學用來推算宗教節日和按教會傳統來構築宇宙圖式的手段；音樂成為了以禮拜聖詩為內容藝術形式，樂曲被用於宗教儀式。見查理大帝與卡洛林文藝復興：http://www.paperease.com/mflw/data/415.htm。
[8] 詳見羅素：《西方哲學史•經院哲學家》：http://www.booksea.com/zxzj/zx/x/xifang/，當中聖托馬斯•阿奎那對中世紀大學的貢獻尤為重要。
[9] 克伯萊：《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55年，頁221-2。
[10] 拉丁文為Universitas，英文為University。
[11] 《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頁156-9。
[12] 1252年巴黎大學的第一方校印，刻的中世紀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um」就即是「巴黎師生行會」。
[13] 克伯萊：《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55年，頁225。
[14] 佛羅斯特：《西方教育歷史和哲學基礎》，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160。
[15] 其憲章一般被稱為「Statutes
of Gregory IX for the University of Pairs 1231」。
[16] 簫雪慧：〈大學之魂〉：http://bjzc.org/bjs/bc/111/19。
[17] 有關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思想請參閱《外國教育思想通史•第三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65-609。
[18] 克伯萊：《西洋教育史•上冊》，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55年，頁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