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倩鈴
論格雷戈里九世授予巴黎大學的特權與限制
大學的出現，可說是中世紀歐洲的一個重要特色，而巴黎大學作為中世紀早期出現的一所大學，所代表的意義和對後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置疑。巴黎大學的成立，是經由慢慢演變發展出來的。巴黎大學源於巴黎聖母院，而由十世紀開始，隨著歐洲城市化發展，增加了各地的文化交流，人們對知識的渴求有所增加，各種學校也相繼出現。到11世紀，巴黎穩定富庶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優越的宗教地位，吸引各地學者聚集和研究學問，使巴黎聖母院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中心。這些良好的條件使巴黎聖母院人材輩出，不少著名的學者和神職人員均畢業於此，為其發展成為一所獨立的大學府締造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到了1180年，法國國王路易七世(Louis VII)正式對其授予“大學”的稱號，使之成為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在英文中，“特權”(Privilege)一詞，源自拉丁語“Privilegium”。在古羅馬法典，這個詞語的意思是“對一個人或一個階層的照顧性條件，對其負擔或其他義務性質的豁免”[1]，而把其用在中世紀大學之上，就可以指為教廷和政權賦予大學的各種恩惠和豁免。和其他大學一樣，巴黎大學在各方面都享受著不同程度的特權，這可算是中世紀大學的一個重要特色。在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巴黎大學已經在政權手上得到不少豁免，如免稅權和免服兵役權等。而到了1231年，當時的羅馬教皇格雷戈里九世（Gregory IX）政頒布了一連串法令予巴黎大學，進一步確立其作為一個高度自治團體的地位。總括而言，1231年由教皇所頒布的法令包括有：(1)司法自治權：內部可設有特別法庭，校長和教授享有對本校成員訴訟案件的裁決權；(2)制度校服、上課時間及地點、宗教儀式、居住問題等權力；(3)審定教師資格權和學位授予權；(4) 罷教、罷課、遷校的自由等。除了確立大學所擁有的種種特別外，在法令中同時又訂明大學校長能執行這些特權的情況和條件，就連上課所用的書本也有所列明，使大學所擁有的自由和自治，得在有所限制下才能享受。
格雷戈里九世所頒布的法令，上至有關審定教師資格權和學位授予權，下至關於校服、上課地點時間等雞毛蒜皮的事的特權和守則，均有包括在內。與1200年法國國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Philip Augustus）頒布的有關授予巴黎大學特權的敕令相比，教皇對巴黎大學所關注的事項顯然更廣更多。因此，透過探討格雷戈里九世所頒布的法令內容和頒布的原因，可有助我們去了解中世紀大學的概況和當時的社會環境。
首先，政權和教廷均向巴黎大學頒布種種法令的原因，與大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關係。從各種資料研究中所得，大學是中世紀時代的產物，於12、3世紀的歐洲來說，這是一個新形成的一個集團。面對這個發展仍在最初階段，欠缺嚴謹組織的一個知識份子團體，政府和教廷紛紛頒布各種特權和限制，都有著是一種收買和控制手法的意味，也顯示出神權和君權之間的爭鬥，和當時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整個中世紀歐洲均在世俗勢力和神權勢力之間搖擺不定，而兩方面均向大學頒布特權，可見存有拉攏的心態，希望藉此得到大學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為統治勢力，兩者均未能取得絕對的認受性，擁有控制整個國家的力量。而面對這個情況，巴黎大學跟兩者一直保持著這種特殊關係，利用兩者之間的衝突去制衡雙方對於巴黎大學的干涉和控制，這種“利用說”，同時也為巴黎大學在未來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權力。[2]
另一方面，教皇對於巴黎大學所頒授的各種特權和限制，同時也反映著當時大學的實際需要。在1229年，就已經發生了當時的大學生和城市居民的衝突事件，甚至造成有兩名大學生死亡，可見當時大學和社區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和諧。背負著大量稅務和各種義務的城市居民一直對於來自歐洲各地的大學生所能享受的各種特權感到忿忿不平，而當時巴黎大學還沒有固定的教室，就連住宿的地方也都是租用城市的房舍使用，租金因此也成為當時兩者之間衝突的因素。為了解決這個情況，教皇的法令中有訂明如大學對於租金和其他問題感到不滿意時，有進行罷課，甚至遷校的權力，用以阻嚇城市居民，保障師生的安全。而另一個造成大學與城市之間的衝突的原因，也與當時大學生的質素和生活習慣有關。當時有不少大學生因年輕氣盛，經常在酒館鬧事，與居民發生衝突。因此，教皇的法令中訂明暑假不能超過一個月，以防學生有太多的時間在外無所事事因而生事。同時，也禁止學生攜帶武器，以及規定經常缺課者不能自稱為學生，也不能享受學生的自由和特權。
在1231年所頒布的法令中，格雷戈里九世表明巴黎作為“the mother of the sciences”的地位，同時又以巴黎大學作為神學中心。科學的抬頭，可說是城市化和學術走向世俗化的結果。隨著城市化發展，商業興起，各種實用的學科如醫學、法律和數學等的重要程度大大提升，這些都代表了理性的抬頭。與此同時，作為巴黎聖母院的前身，多位主教、教皇及大量神職人員均畢業於巴黎大學，故巴黎大學發展成為神學中心的角色也是自然發展。而教會同時確立巴黎大學在科學和神學上的角色，正正代表了教會對於理性科學的重視。因此，格雷戈里九世放棄了神職人員於教會接受教育的傳統，在巴黎大學制定神學院的制度，讓神職人員於巴黎大學接受神學和科學的教育，目的是希望能夠在科學中尋找到支持宗教的理據，一方面順應時勢發展，同時也可以確保教廷的地位。而巴黎大學吸引大量神職人員就讀的情況，也成為格雷戈里九世頒布眾多特權的原因。
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神權地位崇高的時代。當時的神職人員已享受各種不同如免稅、免役、免刑罰的特權，而教會本身也受著很多的豁免和恩惠。作為由教會學校發展出來的巴黎大學，而就讀的學生和教授也有很多是神職人員，因此，維護這些學生和教師得到與神職人員相同的特權也是應用的措施。
格雷戈里九世所頒布的法令，可是特權和限制同時並存的。作為一群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菁英集團，怎樣在限制當中爭取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權力，成為了大學和皇權以及神權之間的不斷爭鬥。學者都把一個獨立自主的環境，視為學術發展的基礎。擺脫了教會和政府的控制，科學發展和學術研究得到更大的空間，使人類文明能夠得到大大的進步。西方大學的學術傳統，一直影響至今時今日的大學對學術自由的風氣的重視，而大學至今也作為一個特殊的，享有崇高地位的獨立自主的龐大行政機構。大學的種種特權，同時有助大學生建立其作為社會菁英的自覺。同樣地，這種自由亦是在政府的法令下得到保障和確立，並且是有所限制的。總括而言，作為現代大學的前身，中世紀大學的特權和獨立自主風氣的建立，其影響一直至今，成為現代大學的概念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