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P Wah Ying

 

聖方濟──在隙縫中成就的聖人

 

聖方濟亞西西是中世紀一個非常傑出的宗教奇才,不單光芒掩蓋同時代的聖道明,在19921015出版的時代週陘丑A他更被選為一千年中最偉大的十位人物。有關他的硏究從未間斷,近年還有不少新書出版,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個人的全集[1]和有關他的早期著作終於有完整的英譯本[2]

 

歷史的距離讓我們可以欣賞聖方濟的行為和想法。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個聖方濟在你面前出現,你會笑他是瘋子。當時甚至可能被視為異端,加以迫害。聖方濟的成功有時代環境的配合,不過最重要的是他能夠在信仰實踐,修會領導及服從教宗的角色中走出自己的路。

 

孕育聖方濟的環境

 

中世紀中期大約是指公元一千年至一三○○年的一段期間[3],隨著蠻族入侵逐漸減少,天氣比較和暖,經濟穏定發展。社會結構也有新的改變,因為貿易增加,新的商業城市開始出現。商人階級亦同時出現,他們不再是佃農,經濟上並不倚賴封建領主或者教會,甚至通過集體行動,取得城市的自治權。當然他們還得向貴族繳交稅款,不過是以城市為單位,而不是個別商人。

 

農村佃農的信仰生活是被動和簡單,他們不識字,只能通過神父了解聖經的道理。相反地城市人更能表現他們的宗教熱情,商人因為擁有龐大的財富,可以支持哥德式大教堂的興建,十字軍東征,及慈善佈施。由於文字對貿易有幫助,商人也有能力購買聖誙和其他書本,識字和閱讀聖經不再是教士的專利。父親是意大利亞西西一位布商的聖方濟,雖然被教會任命為副主祭(deacon),但終其一生,不是司鐸。在遺囑中,他謙稱自己是沒有學識的,只能解釋為沒有正規教育。從遺下的手稿,可以證明他是識字的。

 

教宗的權力也有很大的變化。十一世紀初,世俗的貴族君主差不多控制主教和教士的任命。教宗職位成為意大利貴族的玩物,其中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本篤九世時,三人爭奪教宗一職,結果神聖羅馬皇帝亨利三世干預,委任第一位改革教宗。教宗的權力開始逐漸強化,十三世紀時的英諾森三世到了頂峰,不過虔誠的信徒越來越懷疑擁有龐大財富的教宗和教會組織,能否作為他們的精神領導。

 

信仰實踐,修會領導及服從教宗

 

聖方濟的信仰實踐是獨特的,既不進入傳統的修院,也不成為司鐸。在靈修的過程中,他有很多實驗和嘗試。初期他修理破舊的教堂、孤單獨處、幫助窮人,後來他行乞,甚至接觸麻風病人。最大的突破是以一個非司鐸的身份,直接從福音書中掌握教義,通過實踐和模仿福音的宗徒生活去見證上主,甚至死時身上有基督釘十字架的五傷,所以有人會把他形容為福音派新教的先行者。

 

在修會的領導上,他同樣不跟隨已有的會規,以福音書描述的早期宗徒生活作為典範重新撰寫。同時代創立的熙篤會用的是聖本篤會規,道明會用的聖奧古士規則。他堅持貧窮是因為相信基督是貧窮的,而且不單不能擁有私人財產,修會也不可以。因為富裕的修會,會士生活同樣奢侈,而且會涉及很多世俗財產管理的事務。

 

聖方濟為基督宗教帶來的新氣象,對當時充滿宗教熱誠的城市居民是莫大的吸引,但同時是世俗化教會的威脅。在聖方濟出生前數年,彼得華爾多(Peter Waldo)也曾提倡清貧生活,但結果被判為異端,當然是因為華爾多對教會有強烈的抨擊。反之聖方濟堅持服從教宗和教會的司鐸,這個意願清楚寫在他的遺囑上。

 

因此在1209年聖方濟決定和十一位同伴到羅馬,請求教宗英諾森三世批准他們的信仰實踐。當時在樞機主教間引起頗大的爭議,雖然有高倫納樞機為他們強力說項,不過之前教會已經決定不得有新的修會規則。似乎教宗有點猶疑,因此用上主託夢去解釋決定。事實上早已有例外,一年前他已經批准一些前華爾多分子成立新修會。最後聖方濟得到一個口頭批准,可以估計英諾森還要觀察一段時間,才正式確認他們的地位。

 

不過在聖方濟看來,他已經把三個角色成功地融合。以後方濟會的發展十分迅速,到1217年開大會時,己經有三千人。估計聖方濟在這一年或最遲於1219年不再擔任修會的領導。與其說他自覺不適合領導工作,不如說他有角色衝突。

 

為了堅持貧窮,他提出過不許騎馬,也不得擁有書本。不單不可擁有教堂,甚至連暫住的修院也不可以奢華。修士不許有隔天的糧食,因為天主自然會照顧我們的需要。這種種貧窮的堅持,對聖方濟本人和早期的十一弟兄是可行的,三千兄弟的糧食便要有計劃準備。而沒有書本,如何為新加入者提供神學教育。

 

在製訂正式會規的過程中,聖方濟面對另一次角色衝突的問題。1221年的一份稱為非官方版本(unsealed),需要經過修改,變得法律條文化,才於1223年獲得教宗認可。雖然可以形容為聖方濟的信仰實踐要接受妥協,不過兩個版本其實不算有很大的差異,反而表示他在信仰實踐和服從教宗中找到出路。聖方濟對方濟會已做了最大的貢獻,假如沒有這份會規,便沒有法理根據運作。自此以後他更著重個人的信仰實踐。他死後兩年(1228),羅馬教廷已經把他封聖。

 

因為他備受尊崇,連帶會士都被視最能體現基督精神。加上早在創會之初,聖方濟強調服從教宗。因此教宗樂於委任會士作為樞機主教和大學教授。不過在這情況下,他們如何信守貧窮的會規。

 

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聖方濟的三個角色是充滿矛盾,但是在關鍵的時刻,他卻成功把它們融合。他捨棄修會的實際領導,但郤從個人的信仰實踐中,取得更深遠的影響。方濟會是以聖方濟的一生和思想作為典範,他的傳記會有修會認可的版本,而其他的要被銷毀。

 

雖然他始終改變不了修會的世俗化,他本來希望用遺囑申明對修會的立場,但是結果在逝世後四年,修會的領導獲得教宗頒令遺囑沒有約束力,只有部份會士堅持他原來的理想。


參考書目

 

Burr, David (2001) The spiritual Franciscans : from protest to persecution in the century after Saint Francis, University Park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arretto, Carlo (1986) 我,方濟─聖方濟亞西西的精神, 香港公敎挐z學會譯, 香港:香港公敎挐z學會.

 

Cunningham (2004), Francis of Assisi: performing the Gospel life, Cambridge : Wm. B, Eerdmans.

 

Hollister (1986) 西洋中古史  張學明譯. 初版. 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Hollister, C.W. and Bennett, J. M. (2002). Medieval Europe : a short history , 9th ed. McGraw-Hill.

 

Jrgensen, Johannes (1949)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何芳理譯 香港:香港公敎挐z學會.

 

Lawrence, C.H. (1994) The friars : the impact of the early mendicant movement on Western 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 Longman.

 

Le Goff, Jacques (2004)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translated by Christine Rhon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Russell, J. B. and Lumsden, D. W. (2000). A History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 prophecy and order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 Regis J. Armstrong, Ignatius C., (1986) 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Brady Paulist Press.

[2] Armstrong, Regis J. (1999-2002) Francis of Assisi  Early Documents: Vol. 1-4, New City Press.

[3] Hollister (1986) 西洋中古史  張學明譯. 初版. 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