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錦洲
“製造”聖方濟!?
歷來有不少關於聖方濟的研究，大致把聖方濟形容為3種形象：1) 帶動社會改革的傳奇人物，他所推動的理念、例如對大自然動植物的愛和保護、社會弱勢社羣的同情和財富的反思，不少正是現代人文精神的先驅。重點是他對當時及後世人類社會的影響。2) 形容聖方濟的焦點由俗世社會轉向宗教信仰，能在刻苦簡樸生活中得到快樂的聖人，慨能與動物交談、身體亦出現過聖痕。3) 以研究者當時的思維方式和學術發展，來研究中古時期十二世紀末的聖方濟這個人[1]。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本文將會引用、以佛洛依得 (Freud) 的心理學來看聖方濟的性傾向、而研究結論是聖方濟是一名雙性戀者[2]。
但無論是那一種形象，都不能全面的描寫出一個 “真實” 的聖方濟面貌出來。因歷史學者做的只是 “憶測” 的工作，他們利用文獻資料來詮釋聖方濟的思想、解釋他的行為，但同時也在 “製造”出一個名叫聖方濟的人物出來。關於聖方濟的資料越多，這種 “憶測” 的準確性就越大，可惜留下來的一手資料、除了聖方濟自己寫的會規(Regula bullata) 和遺囑(Testament)外，所全無幾。要找關於聖方濟的傳奇故事、卻比找可靠的傳記和記錄更容易，而這些傳記和記錄多數是聖方濟死後不久，後人為他而寫，他們當中包括 1) Thomas of Celano：意大利裔聖方濟修會修士。2) Julian of Speyer：德裔聖方濟修會修士。 3) Henri d’Avranches：非修道會人士、英國宮廷為王帝傳達任務的抄寫員[3]。4) Saint Bonaventure: 意大利裔聖方濟修會會士[4]。 但在看他們的文章時，便要注意這些後人為何如此記錄，他們是否也只是在 “憶測” ？有否滲入了自己的見解？就算是 Saint Bonaventure，這位繼聖方濟之後，其中一位在聖方濟會舉足輕重、和聖方濟同一時代的人物[5]，也要注意他和聖方濟之間理念的不同。聖方濟認為學術與求贖無關，Stain Bonaventure 卻是一名哲學家，鼓吹用學術傳教。聖方濟要求勞動，St. Bonaventure 則指出思考比勞動重要。聖方濟是名雲遊僧侶，St. Bonaventure 卻是學者和行政人才[6]。他們這些差別，又有否影響到St. Bonaventure 怎樣描寫聖方濟呢？
舉例來說，聖方濟晚年和修會的關係並不好，在1223年更退出修會。修會修士們在他死後，對於修行生活是否放寬上亦出現分歧。在這種緊張的環境中，St. Bonaventure所寫的聖方濟傳 (Legenda Major) 在1263年被認可，但同時修會卻毀滅其他關於聖方濟的傳記[7]。故此有歷史學家視此為 “官方” 文章，相對來說是 “無什用處” 的資料[8]。在另一方面，由Thomas of Celano所寫的傳記，雖然有 Brother Ruffino, Angelo和 Leo、這三位被喻為聖方濟密友、作為資料來源，但Thomas of Celano只是把聖方濟的故事由此端扭向另一端，卻同樣反影不出真實的聖方濟[9]。由此可見，聖方濟的生平很大程度上已成為派系間角力的籌碼，用以支持已方的正確性和正統性。
另有一個相反的提醒，就是研究這些材料時，不是要注意他們的分別，而是留心他們太過相似，例如他們差不多都是同一時代(1220-1280) 的人物，同是存活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部份是聖方濟會成員、受同一訓練，有同一理念[10]。在中古世紀的西歐，能夠接受教育和懂書寫的多數是神職人員，因此不難發現在這些記錄都會採用宗教性詞語和聖經用語，例如 miles：這個解作傳福音的士兵[11]，有時也會把聖方濟比喻作耶穌，亦會記載聖方濟屬靈上的超越性，例如他的聖痕。他們之間的共同性只不過是互相的抄襲，給後世歷史學者不少麻煩。但無論這些記論之間是相似或不同，有一點確定的是: 記述者的背景會影響到他們怎記述聖方濟。
慨然資料並不能充份反映事實，那看來有何用呢？首先歷史學者的責任，是要找出資料中什麼是事實、什麼是虛構；另外，亦是本文嘗試做的，就是透過不同時代的學者對聖方濟的研究，去知道當其時的人是怎看聖方濟，如能夠把這些看法以時序排好，更可看出聖方濟這個人物，怎樣隨著不同時間而以不同形象出現。
之前簡述過聖方濟死後百多年間後人怎記述他，現再舉一些較為近代的研究，好作為比較。當西歐步過中古時期後，社會上基督教色調亦隨之而淡化，對聖方濟的描述亦不例外。對了20世紀，人們嘗試用現代的學術來解釋古時的現象。舉例來說，聖痕對中古時代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來自神的超自然現象，但對20世紀的學者來說，可能只不過是一種疾病的病徵，當聖痕出現後，聖方濟的穿衣習慣改變，用長服覆蓋自己，便正好用以作保護身體的証明，但卻被其他人誤以為用來遮蔽聖痕[12]。在20世紀學者的眼中，聖方濟除了染上瘧疾、或痲瘋病外，更因為心理壓力而導致不由自主的流血徵狀[13]。而以前眾多繪形繪色關於聖痕的記載，只是傳記作者互相引用的結果，而且當方濟會的 “對手” 、道明會 (Dominican) 流傳更多關於道明會修士的聖痕傳奇時，聖方濟的聖痕對聖方濟會來說便很重要[14]。而最重要一點，是歷史上根本無人說過， “我親眼看見聖方濟的聖痕” [15]。
除了醫學方面，心理學的發展亦提供了一條新途徑去研究聖方濟。當中包括從聖方濟的父母開始著手，解釋聖方濟的博愛[16]；又有以佛洛依德的理論來看聖方濟的戀母情結，怎樣影響著他對信仰義無反顧的投入[17]。有趣的是這些20世紀對聖方濟的研究也有幾項共同點，就是去除聖方濟的宗教性或者神聖--他只不過是被神化了的普通人，他們嘗試用醫學或心理學把聖方濟還回成一個普通人。與St. Bonaventure和Thomas of Celano 不同，20世紀的學者離聖方濟的時空已大約一個世紀，所以他們更有能力分析為何當時的社會和人要這樣描繪聖方濟。在13世紀初期，西歐社會的大眾需要一名聖方濟聖人，以彌補他們在教堂得不到的滿足，多過需要一位名叫方濟的僧侶；又或者當時的救贖觀已改變，以前是神單方面挽救人，到12世紀末人們相信憑信心亦能把自己與神拉得更近[18]。
本文嘗試透過歷史學(historiography) 的方法，去淺談研究聖方濟的人“塑造” 聖方濟出來的過程，由在13世紀初的聖方濟傳記至20世紀的醫學和心理學。背後包含著修會內緊張的派系關係，亦有當時最新的學術思維，要在這個過程中可看到聖方濟的形象怎樣的僧侶變化作聖人，再由聖人變化為 “患病者” 。但當然，聖方濟不是機械工廠生產出來的洋娃娃，不能否定他本人所具備的特質，慨吸引著當時的人亦引起後世學者的注意。
[1]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St. Francis of
[2] Yarom, Nitza, Body, blood, and sexuality :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t. Francis' stigmata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3] 原文為 “Travelling cleric who carried out
missions for kings”. 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4] 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5] 聖方濟生於1181，死於1226；
[6]Hollister, C. Warren, 張學明譯, 西洋中古史, 臺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75 [1986]. P. 186
[7]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8] 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9] J 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10]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11] Le Goff, Jacques, translated by
[12] Yarom, Nitza, Body, blood, and sexuality :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t. Francis' stigmata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13]同上, P.32
[14]同上, P.29
[15] 相傳聖方濟較親近的門徒中Rufino, Leo, Angelo 和 Elias看過聖痕，但無確實的文字記錄。Elias 在修會主持時只是暗示他親眼看過聖痕。同上, P.28
[16]同上, p.46.
[17]同上, P.83.
[18]同上, 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