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淑芝

聖法蘭西斯的方濟會為何能成功?

中世紀聖法蘭西斯時代堙A教會已變得世俗、守舊、腐敗但富裕。聖法蘭西斯宣揚神貧,效法耶穌的生活,傳講福音,吸引了很多人跟隨他,後來成立的方濟會至今遍佈世界各地。不過,另一個同樣宣揚效法耶穌生活、嚴格尊守聖經、傳講福音的團體──瓦勒教派其實較聖法蘭西斯更早出現。他的創始人瓦勒度和聖法蘭西斯一樣,本來都是富家子弟,同樣在青年時期受到上帝呼召,放棄所有財產過貧窮生活,到處宣講福音並發展出弟兄團體,他們同樣希望改變當時教會的腐敗情況。但瓦勒教派的命運卻和方濟會完全不同;受到教會排斥以致不能發揚光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於兩者在推行運動時的手法有所不同。

聖法蘭西斯對教會、以及教會內的聖品人員包括主教、司鐸等,一向都表現出尊敬並願意服從他們的指示。在他的遺囑中,他吩咐弟兄們要服從羅馬教會:「...因著他們所領受的聖秩聖事,即使他們迫害我,我仍願意投奔他們。 即使我有撒羅滿的智慧,而我遇到的是一些世俗中的可憐司鐸,我也不願違反他們的心意,在他們的堂區內講道。我願意尊重、愛戴及崇敬他們和其他司鐸,就像我的主人一樣。」[1] 從這段說話,可以知道聖法蘭西斯其實清楚當時教會的聖品人員良莠不齊,教會的一些教導和做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但他在遺囑首先提出這個吩咐,可見他認為服從教會是十分重要的。曾經方濟會內的一些托缽僧向他投訴,指部分地方的主教留難他們,用上好幾天的時間才回覆不准許他們在其教區內傳道,令他們空等。這些托缽僧建議聖法蘭西斯應向教宗請願,要求得到傳教的特權。但聖法蘭西斯對這些建議表現得很反感,他認為謙卑和對教會的尊敬較獲得特權傳導更為重要,而且托缽僧們只要持守這些美德,自然會贏得主教們認同。聖法蘭西斯相信托缽僧要和教會合作、協助主教,而不是和教會競爭,才能讓傳導和拯救靈魂工作得到成功,。因此,聖法蘭西斯在很多事情上都會尋求主教們的許可。例如他會等候主教的允許才進入教區傳教;他亦曾指示若有人要送土地給方濟會托缽僧們,托缽僧應先知會主教。聖法蘭西斯這種對教會和主教的尊敬態度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亦令他受到不少主教的歡迎。[2]

聖法蘭西斯的服從謙卑讓方濟會獲教廷接納,其工作沒有遇很大障礙並得以持續增長。瓦勒教派對教廷和神職人員的態度卻有所不同。C.H. Lawerence認為瓦勒教派其實並非完全反對教會的權威,瓦勒度便曾前往羅馬尋求主教允許其弟兄會為貧窮發願。[3]但瓦勒教派在很多問題上都不願意服從教會。例如雖然教會曾言明禁止瓦勒教派以流浪式宣講,但瓦勒度仍堅持平信徒宣講福音的權利和義務,認為他們是回應上帝的呼召,奉行貧窮和福音化的使徒式生活。瓦勒教派不理會教會的反對,繼續到處宣講聖經,甚至會公開批評教會的腐敗,[4] 又嘗試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地方語言,讓一般不信徒能自行閱讀。聖法蘭西斯卻從沒有對當時的教會作出激烈的批判,即使他明白教會有腐敗的情況,他在遺囑中便言明:「我不願注視他們的罪過,因為我在他們身上,辨認出天主聖子;而且他們是我的主人。」其實當時教會認為,一般平信徒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更沒受過神學訓練,因此對平信徒作流浪式宣講十分有保留甚至反對。他們認為只有承繼使徒職份的聖職人員,才有權柄傳揚福音。但可能正由於聖法蘭西斯的謙卑和服從,教會沒有批評其流浪式宣講福音的行徑。瓦勒教派卻被教會列為異端,指摘他們為背叛。[5]

 

瓦勒教派堅持不向權威妥協,堅持信念,真正跟隨聖經教導,希望能改變當時世俗化和腐化教會的教導,可說是一種「頭可斷,血可流」的氣概。但他們對教會的對抗卻收窄了他們發揮理想的空間。反觀聖法蘭西斯,他同樣不認同當時教會的腐敗情況,他學效耶穌的生活,奉行神貧,服侍窮人,就是回應上帝對他的呼召:「法蘭西斯,來修葺我的房子,它正如你所見,快要變成廢堆了。」[6] 和瓦勒教派一樣,聖法蘭西斯希望改革教會(上帝的房子),但他仍服從教會。「(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7] 聖法蘭西斯行動的成功,讓我們看到如要改革社會,應該要適時製造空間讓理想能「落地生根開花」,而不是讓理想成為停留在口堛犒D德宣言。而製造這些空問則需要一種協商的藝術。當然,聖法蘭西斯的謙卑和對教會的服從是絶對真誠的,他從沒刻意利用這些美德以換取其行動受教會認可。但他這些美德行為確實充滿著智慧。

 



[1] 方濟遺譯文。此譯文版本取自網上方濟會http://www.ofm.org.hk/100-Francis-Clare/120-Writings/francistestament.html

[2] Michael Robson OFM Conv, St Francis of Assisi: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UK: Geoffrey Chapman, 1997), p.54-55

[3] C.H. Lawerence, The Friars: The Impact of The Early Mendicant Movement of Western Society (London: Longman, 1994) p.21

[4] 中世紀的逼迫(一)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06.htm#歷史簡述

[5] C.H. Lawerence, The Friars: The Impact of The Early Mendicant Movement of Western Society (London: Longman, 1994) p.21

 

[6] 司徒柏格、博赫爾編,湛清譯,《禱告良朋:聖法蘭西斯》,基道書樓,1991年。頁111

[7] 蔡子強《遊行之後》,明報,200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