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健
『大教堂凶殺案』[1]- 是歷史的必然、還 是歷史的偶遇?
引言
在十二世紀，英國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因捍衛教會權利而與好友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發生衝突，最後被英王派人刺殺而亡。本文嘗試探討亨利與貝克特之爭的因與果，及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
教權與王權發展的因由
基督教教權的擴張
2. 自從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烕亡後，歐洲的文明就回復原始狀態。當昔日輝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沒在蠻族的習俗中時，基督教教會作為西歐社會中唯一的一個政治文化統一體，全力承担了挽救及延續文明的重任。漸漸地，基督教組織便發展起來，確定了教皇制。[2]在800年，羅馬教皇利奥三世為查理曼加冕為羅馬皇帝後，教皇與主教的聲勢，因世俗的權威源自教會的授予而增強。之後，在歷代教皇心目中，教權高於王權是不可更改的信念。[3]
3. 在1073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更極力擴張教權，他深信教皇不僅是基督教會的首腦，還應該是所有世俗事務的最高上訴法官，有權廢黜國王或皇帝，否決任何國王或皇帝所制定的法律。當歷史發展到這一刻，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教皇)的鬥爭的舞台已經撘建起來，供他們上演無休無止的衝突劇目。
英國王權的伸延
4. 在1066年，諾曼第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蘭，建立起他的中央集權統冶。威廉保留了大量王土，把其餘的土地分封給諾曼第貴族，貴族需要宣誓效忠，向威廉提供軍事援助。威廉還明確規定，任何分得土地的貴族，都不能擁有足以威脅他的權力的土地和軍隊，這為他的有效統冶提供了保障。[4]
5. 為了加強王室的權力，威廉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為了使教俗兩界保持對國王的忠誠和服從，威廉還設立或罷黜騎士和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長，監禁大地主，維護對於教會的任命之權。同時，他宣佈教皇的敕令或信件必經國王的同意，才能在英格蘭發生效力；教皇使節必得英王同意，才可進入英格蘭。威廉使英格蘭走上了真正的國家統一之路，[5]奠定了英王傳統的强勢領導權。任何挑戰英國王室權力的人，都會受到無情的反擊。
歷史發展交匯處 - 當教權遇着王權
貝克特 - 殉教衛道
6. 十二世紀時，另一次教權與皇權的對疊又開始了。其中一位主角是貝克特(1118至1170年)。他出身於倫敦的中產階級家庭，並在巴黎大學受過完整的教育。留法返回英國後。受到當時坎特伯雷大主教希奧巴德的擢拔，担任他的副手，由於能力出眾，後來更進一步被推薦出任英王亨利二世的內閣大臣。
7. 貝克特協助英王不遺餘力，深得英王寵信，並與英王私交甚篤。在1162年，貝克特在亨利的支持下繼任大主教。可是，當貝克特出任神職時，態度上完全轉變；從過去職極輔助王室拓展王權的急先鋒，轉為堅決反對王室剥奪教會權利的捍衛者。1164年，貝克特嚴重批評亨利二世頒布的〈克拉席敦憲章〉。[6]國王於是通過召開會議，欲控告他對英國犯下各種罪行；貝克特則否認國君有權審判大主教，遂逃離英國，尋求教皇的支持。
8. 貝克特在法國流亡六年。最後，1170年，亨利二世和貝克特同意休戰，貝克特獲准平安返回英國，並恢復大主教之職。但是，兩者之間大部份的爭端仍然未能平息，並立刻有另外的爭端。貝克特把許多亨利的支持者逐出教會；亨利二世非常憤怒。終於，四個過度熱心的皇家武士潛入肯特伯里大教堂，在大祭壇上刺殺貝克特。[7]
亨利二世 – 唯我獨尊
9. 另一主角是亨利二世（1154至1189年）。亨利是個強政厲治的國王。[8]他深信必須要建立一套全國通行的司法制度，才可有效的統治國家。國王的權威及中央行政系統的效率必然有賴於高效率的地方政府。亨利二世擴大巡迴法庭的活動範圍，皇家巡迴法庭定期到各地巡訪，把帝王的法律佈及以前未受其影響的群眾。
10. 亨利二世亦企圖擴展皇家司法。當時，教會司法就自成一個系統，犯罪的神職人員只會受到教會法院懲罪，而教會法庭對「犯罪教士」的罪刑往往輕得荒唐。[9]所以，亨利二世委任他的得力助手兼好友貝克特為肯特伯里大主教，試圖把英國教會導入皇家的嚴格控制之下(可惜貝克特背叛了他！)。在本質上，亨利是向國際教會挑戰，是向當時的基督教文明中建立一個絕對的王權。[10]
衝突的結果
11. 貝克特的殉教，激起了廣大世人的同情，他被迅速被封為聖徒，高舉宗教的價值。亨利雖然沒有下令殺人，卻由於眾怒難犯，遂於1174年贖罪，赤足走到坎特伯雷大教堂前，跪在貝克特的墓前，接受主教、修道院長和修士們的鞭笞。而然，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手上的王權；他藉着委任對自已友好的人擔任高級教會職位，成功地把英國教會納入嚴密控制之下，把英國帶往行政與法律中央集權之路。[11]
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遇
12. 要解構這件『大教堂凶殺案』，單單觀看亨利二世與貝克特的衝突，是不足了解整事件在歷史發展背後的意義。因此，我借用了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的慨念，[12]把整件事件的背景向『前』推進數百年，作為事件的起點。從這個宏觀角度是勘察事件的前因後果，便會發覺兩人衝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13. 中世紀早期的封建秩序使歐洲分裂為許多地方性的區域，每個區域由一個領主統冶着。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或國王的统一性權力名存實亡，而只有教會在展示着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的前景，這就是一個接受教皇指導皇帝統冶下的基督共和國。然而，在中世紀的全盛時代，隨着國家的形成和教皇權力的增長，這個統一的基督教社會的教權與王權必然會相互爭雄。
14. 亨利二世與貝克特兩人就是代表兩股勢力的發展與交纏。這個『教』與『皇』衝突的種子早已在九世紀時埋下了，遍佈整個歐洲的基督文明內，在等待到適合的條件，種子就會發芽、成長及結果。兩人的衝突是必然的，而兩位主角的性格及友誼亦只不過是歷史發展中的偶遇，對事情沒有決定性的影響，[13]最多只可為事情作一些戲劇性的點綴吧。
參考書目
C. Warren Hollister 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臺北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
漢斯-維爾納．格茨著，王亞平譯：《歐洲中世紀生活》(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易杰雄主編，李秋零、田薇著：《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北京香港：華夏出版社，2000)
亨德里克•房龍著，劉海譯：《人類的故事》(台北：好讀出版社，2004)
黄仁宇著：《萬歷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
黄仁宇著：《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1]英國近代詩人艾略特（T.S. Eliot - 1888-1965）以亨利二世與貝克特之爭鬥事件為藍本，寫成筆下的名劇『大教堂凶殺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2]根據易杰雄主編，李秋零、田薇著：《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北京香港：華夏出版社，2000)，頁86-91。
[3]根據易杰雄主編，李秋零、田薇著：《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頁132-134。
[4]根據C. Warren Hollister 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臺北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頁218-219。
[5]根據易杰雄主編，李秋零、田薇著：《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頁196-198。
[6]克拉席敦憲章（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限制了教會法庭的司法權限，並要求當地教會穿切斷與羅馬教庭的關係。克拉倫敦憲法還規定，一個神職人員被教會法庭審判、定罪及剝奪神職身份後，教會不能阻止他被帶到皇家法院接受另外的懲罰。
[7] C. Warren Hollister 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頁228-229。
[8]根據C. Warren Hollister 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頁224。亨利二世於1150年成為諾曼第公爵，並於1154年，登位成為英格蘭國王。他握有英倫海峽南部和北部龐大領土的控制權，歷史家名之為「安如帝國」（Angevin Empire）。亨行二世是一個精力充沛、英明、幹勁十足的人。他承襲祖父亨利一世的強權統治。他是有學問的君主，交結學者，鼓勵市鎮的發展，並造成經濟成長。在位後，亨利追求三個彼此相關的目標：維持安如的版圖、增強王室的權威，以及增加稅收。即位之初，他下令拆毀英格蘭貴族在以前無政府時期未經特准而興建的城堡。此外，他立刻著手奪回被篡奪的皇家特權。他統領英格蘭的三十五年中，皇家行政日增複雜且有效，整個王室行政管理變得更專門、更職業化、更自覺了。不同的行政部門不斷發展，而公共紀錄亦變得更齊備及更周詳。
[9]教會法庭對「犯罪教士」的罪刑往往不能罪罰相稱。例如：一個謀殺犯可能只是被剝奪神職後釋放，但在皇家法院，其刑罰是死刑或去手剁腳。
[10]根據易杰雄主編，李秋零、田薇著：《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北京香港：華夏出版社，2000) ，頁160。在中世紀的政治體制中，國家是一個由契約維繫的鬆懈的政治共同體。國王的責任是執行正義，自己也同時服從法律。如果他未能做到，人民就沒有義務效忠國王了。按照封建法律，一個附庸有權撤銷他的臣服誓約，向他的領主甚至國王提出挑戰。若是領主與附庸之間發生爭端，一般由封建法庭來解決。法庭由貴族聯合組成，國王只是眾多法庭成員的第一位，即同等的人們第一人，就像他是領主們當中最大的領主一樣。無論封主與封臣，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不公正的侵犯，都可以訴諸法庭。原則上，法庭保証由與他們身份相同的人來審判。法庭的裁決必須執行，必要時，甚至可以違背國王的意願，所以，操縱法庭的人就是可以操控國家的人。
[11]C. Warren Hollister 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頁228。
[12]根據黄仁宇著：《萬歷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276。從一百或兩百年的立場作為基點觀察歷史，不能和世界歷史銜合。假如我們把中西歷史都推後三五百年，我們才可以看到大形勢。
[13]根據黄仁宇著：《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頁366。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是非個人之愛恨，而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之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