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珠

 

亨利二與貝克特

 

從來,歷史中的國君,都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後人論斷國君,著眼點往往是其政績的譭與譽、成與敗。國君儼然成為一個只供稱頌或唾罵的冷冰冰的圖騰。

 

其實,國君雖被授以「天子」之名,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除了是領土的最高領導人之外,他同時是皇后的丈夫、王子公主的父親,以及其它人的朋友或仇敵等。而這多重身份的重疊或衝突,所引起的心理掙扎或政治考量,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之下,會產生異的化學作用,造就執政者名留青史或遺臭萬年的危與機。

 

英格蘭國王亨利二Henry II, 1133-1189)執政的世代,教權與皇權的鬥爭蟄伏已久,而亨利和肯特伯里大主教多瑪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由友好到決裂,終至貝克被殺收場,正是這場鬥爭白熱化的表徵,亦是當時特定歷史情態下勢所難免的必然結果。

 

目前流傳下來的各類文獻顯示,亨利的江山得之不易。在祖父亨利一世駕崩之後,

亨利的母親馬蒂爾達,幾經艱苦,才在姨兄弟布魯瓦的史蒂芬手中,為兒子奪得英格蘭的王位;亨利登基後,又為了拓大疆土,與阿基坦的埃利諾成就一場政治婚姻。可以說,他是在政治鬥爭和政治盤算中成長過來的。在他的世界觀,沒有純粹的感情,只有未完的大業,等待他去完成。

 

他和貝克特的關係亦作如是觀。貝克原本是亨利的宰相,二人也私交甚篤。亨扶扶植貝克特當上肯特伯里大主教,原意是藉著安插心腹在教會的重要位置上,達到控制教會、整頓神職人員貪污問題的目的。他機關算盡,卻棋差一著,沒想到「屁股決定腦袋」這個道理。

 

各為其主,各安其位。對貝克特來說,當他是宰相時,他是臣服於國君的忠;然而,當他成為肯特伯里大主教,他侍奉的卻是上帝。亨利銳意推行《克拉倫敦憲法》,試圖確定皇家對教會法院的控制權,不料卻遭到貝克特的頑強反抗,此舉無疑大大打擊了亨利作為國君的管治威信。若亨利加以退讓,將無法獲得天下臣民的尊重,令政令難以推行。在幾經權衡之下,他決定以鐵腕對付貝克特,實在是無可奈可之下的唯一選擇。

 

然而,貝克特何嘗不是進退維谷?他身為神職人員的領袖,亦有職責捍衛教會的威信。即使明知同僚有諸多不是,要是他向亨利低頭妥協,勢將引起內部不滿。另外,在信仰層面上,教徒最終聽命的是上帝,而不是國王。當世俗世界與宗教世界出現矛盾時,當中取捨顯而易見。

 

在此,我們亦必須理清兩個概念宗教與信仰、教權與神權。宗教是世俗的,信仰是精神層面的,正與教權牽涉的是教會這種世俗機制的權力,而神權則是神聖不可逾越的絕對權威。在亨利執政期間,教會亦是已經世俗化的建制,神職人員貪污瀆職,亨利有意整頓,言之成理,只是犯事的人在危機之中拿上帝作擋箭牌而已。準確地說,這是皇權與教權之爭,其實與神權無涉,因為神權不是世俗的概念。偏偏在世俗世界,卻形成了皇權與教權兩頭馬車,沒有衝突猶可相安無事地相處,任何一方的利益若被侵佔,無可避免就要決高下。

 

政教合一還是政教分離?在世俗世界裡,這個權責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最終只會落得兩敗俱傷。史載幾名騎士聽得亨利自言自語地咆哮著表示欲殺貝克特後,徹夜跑到大教堂,手起刀落,將貝克特私了。亨利是否真有意思幹掉貝克特,以及貝克特是否真如傳言中凜然受刑,反正是天曉得,也不深究,重要的是這場齟齬的最終結果是,雙方沒有勝負。貝克特雖塊了性命,卻獲得教廷封聖,此舉表面上是教廷力撐貝克特,但教廷何嘗不是藉此挽回教會的威信?而亨利雖被迫懺悔,赤腳走遍肯特伯里的街道,挨肯特伯里僧侶的一陣鞭打,但卻成功剷除了貝克特這個頑敵,而他在位末期,亦成功將英國教會納入他嚴密的控制之下。

 

可以說,事件的落幕,從精神象徵的層面看,教會吃了風光一仗;但在世俗務實層面而言,皇室卻是贏家。

 

不管怎樣,在浩瀚的歷史汪洋,權力鬥爭從來是不息的話題,並且不斷地以各種型態出現在各人的身邊,並隨法、術、勢的交錯使用而推演著、此消彼長著。歸根結底,都出於人性的脆弱,因為即令是建制,始終是人的建制。唯有良知、自省與關愛,才能令各種權力關係,在充滿缺陷的人性世界,和諧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