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间，天主教会内，特别在欧洲，无论在神学、教理、教父学、礼仪及圣经研究等方面，都已在信徒心中注入新鲜的空气，新的思维。所谓「新」，是它比「经院」（或「士林」scholastic）的教导更优胜。它以圣经及教会最古老的资料－ 教父们的教导为基础。这运动最突出而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能以新的语言去表现基督信仰的奥秘，这种语言和词汇较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虽然这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社会，但所强调的讯息是以当地人民的语言和文化来向教会所到之处传福音。这一理念很快便传遍普世及为普世所接受。教会更新事在必行。

1959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当选后不足三个月，突然宣告他要筹备召开大公会议的意愿。此一突然宣告，令罗马教廷大为震撼；但同时各方的回应，包括宗教领袖以至国家元首的回应，却是正面而积极的。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宗竟然邀请东正教及其他各基督教教会派出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是次会议。于是，大量观察员的出席成了该会议的强烈标记。此标记表现出会议的本质有别于早前举行的特伦多大公会议及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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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选定于1962年10月11日揭开序幕。在开幕前九个月，筹委会发出2856张请柬，邀请有权参与是次会议的人仕参加；而有投票权的教长来自全球79个国家：其中38%来自欧洲、31%来自美洲、20%来自亚洲及大洋洲、10%来自非洲。这是过去二十个大公会议前所未见的现象，全球都有参加者来参与大公会议，实属首次。他们大部份乘坐飞机前赴罗马，亦有乘船或乘坐火车来的。每位主教带同秘书、还有专家小组，人数已达7500，还有其他教会派出的观察员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全数接近一万人。

为接待这班贵宾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可想而知。教宗希望每位来到罗马的与会者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筹委会在机场、码头、以及火车站建立了非常繁复但优秀的系统来欢迎这班抵步的嘉宾。他们有些寄居于修院，也有自行安顿的。

圣伯多禄大殿内的中央大堂变成巨大的会议厅，装上现代化的音响系统。大堂周边设有咖啡阁及洗手间。这些咖啡阁相当吸引且实用，许多重要的事务都在此商讨及决议。

该会议的重大考验是传媒的采访自由；过往梵蒂冈要求所有筹委及与会神长「绝对保密」的传统严重削减传媒采访的自由。不过，此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善，无论是教会内外的传媒也能自由地向世界布道此大公会议的消息。速记员本是为教长们撰写讲稿及议案的，却从录音带听取所有演讲资料。

教会愿意与现代社会交谈；并已准备好以世界明白的语言向所有人宣讲基督的奥秘，这做法已清楚浮现。一个真正的牧民议会在此时已开始衍生。在该会议举行之前的各个讨论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时常提出，教会是时候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可是，有些人却讥讽说，在窗户打开时，进来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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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3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正式揭幕后两天，标志着该会议的工作开始。某些未有预期且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当日的会议程序包括选举大公会议十个委员会的成员。人人都以为会按非常正规的模式选举，候选人的名单亦已备妥，并已分发给有关教长。是次选举须从二千五百名与会者中选出一百六十位委员。可是，法国的利埃纳尔枢机主教（Cardinal Lienart）起立发言，要求延期投票表决，因为他们无法在互不相识下选出新委员会的成员。这先知性的动议获得全场鼓掌赞成，投票决定延期举行。就这样，该大公会议的首个会议只进行了不到五十分钟，便告结束。这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开始。

主教们取得该会议的主动权，他们选出了十个委员会的成员，把筹委会先前为教长们准备好的大会蓝图（拉丁文schemata）摈弃，开始勾划他们的新蓝图。这新蓝图令人置身于不同的气氛中。该大公会议以准备好让最基本的更新种子萌芽，并可列入议题进行讨论，以共同的语言去表达基督信仰的奥秘及所传达的讯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常喜欢用一个意大利词汇「aggiornamento」（追上时代）来说明梵二的主要目标：使教会成为简单、可信及天主临现于世上的可见标记。梵二的所有文件都是以牧民的姿态书写。当时的平信徒因此而激起极大热情，希望了解更多，好能在现世活出基督徒的信仰。教长们在梵所讨论的议题与身处各地的信友的生活直接相关：礼仪革新、天主圣言在教会内的重要性、教会对其他基督宗教弟兄姊妹的不同态度、对其他宗教的新态度、对福传的更深入了解、人类发展的意义、以至公义等都是人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梵二所讨论的议题引起极大回响。
历时三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通称梵二）在圣神的带领下，经超过二千名教长们的热烈讨论，严谨分析、和平协商、互寻共识、投票议决后，方向普世教会颁布了十六项正式文献，包括四大宪章、九大法令及三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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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禄六世于1964年11月21由隆重颁布《教会宪章》时所用的表达方式最值得留意。宪章的第一句话：「天主众仆之仆，保禄主教，偕同神圣会议之诸位教长，为永久记念事」显示教宗以罗马主教的身份偕同参与梵二的诸位主教一同商讨，一同颁布该宪章，而不是凭借教宗的职权。这一做法充分显示罗马主教与主教们的共融及教会「集体的特色」（collegial character）。梵二更希望借《教会宪章》澄清「教宗首席权与世界主教团的关系」（教会宪章22）。

教会是一个共融的团体，为维护合一，就算抱持不同立场或是意见分歧，在圣神的领导下，相互学习包容接纳及妥协是自然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