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000年

1789年7月14日法国农民攻破了巴黎的巴斯底监狱（Bastille）。这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掀起了法国平民大革命，打破了「旧制度」，并汲取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要求「自由、平等、友爱」，更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统治和贵族、高级神职阶级的剥削等。这次革命虽然以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的独裁统治作结，但仍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法国大革命后的六十年间（1789-1859）是欧洲的革命时期。贵族及旧有制度在这时期被打倒了。在革命的上半期，中产阶级是运动的主人翁，平民只是他们的马前卒，用以推翻旧制度；在革命的后半期，贫苦的低层人仕成了革命的主动者；而刚上台作新贵族的中等有产阶级反成了被攻击的对象。1799年拿破仑在取得整个政权后，便东征西讨，占据了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但在1812年征俄失败后，便节节失利；在1814年被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Elba）；继而在滑铁卢（Waterloo）之役失败后，更被逐到非洲海外的圣赫伦那岛（St. Helena）去。英、俄、普、奥立即在维也纳召开会议（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并瓜分拿破仑所建立的帝国。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 1773-1859）是这个潮流的代表人物。
旧制度的恢复使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复生；意大利恢复在封建制度下的苛税政策；日耳曼人的言论及出版自由失去了。英国议会订立了公然偏袒大地主的法律。开明的俄皇也起来压抑人民的自由。1820年在西班牙及意大利，1829年在希腊的革命及1830年在法国的再革命，表示梅特涅维护旧制度的政策失败。自此，劳动阶级起而要求与中产阶级平分政权，掀起了民主运动。他们继承法国革命的精神，认为社会制度不是天定的自然法则，而是后天人为的秩序，所以要订立宪法作为标准；再加上当时盛行的国家观念及对自由的要求，于是在西方纷纷成立了现代的国家，初则君主立宪，继而成为民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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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叶后，欧洲由于人口稀少，加上战争及内乱，形势相当虚弱，对殖民事业日渐冷淡。即使在殖民地居住的人，如在印度果亚（Goa）的葡萄牙人或是在马德拉斯（Madras）的英国人，他们也只是作暂时性的居留，划地自卫，不过问当地的政治、宗教、文化及社会事务；但在工业革命后，西方人掌握了动力和速度，拿着这些本钱，热心地再来到新世界时，便不单只是通商作客，而是要征服当地人，扩张自己的王国，进行剥削，并安置本国日益增多的人口。除了吸取经济利益外，他们还输入西方的文化风俗、社会制度等。故此，英、法、荷、德、意先后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殖民事业领先的国家反而退立一旁，他们在南美洲的属地如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等相继在19世纪初（1810-1830）纷纷宣告独立，与之脱离关系。
这时，机械及电力方面的新发明与应用形成世界性的工业革命。科学跨越宗教、民族、语言、地理距离而成为近代一切学问的基础，进步的工具及工商界的原动力。英国是这时代的中心，促成了工厂制度，打造现代城市，随之而产生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引发劳资间的争执和仇视。在这情况下，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及恩格斯等（Engels）推动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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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的下半段时间，在欧洲历史上产生了两个与全世界有直接关系的现象：
（一）交通便利与通讯工具速度骤增，缩短地域的距离，使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二）因工业革命之故，亟需工业原料及推销制成品的市场，因此欧洲便在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形成新的帝国主义。这两个现象使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直接影响整个世界；而世界历史也不得不以欧洲为中心。

1914年，由德国及奥地利发起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战争，终于演变成为延续四年的全民战争，四千万人死亡，我们通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17年2月，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俄国人民起而革命，高声喊着：「面包、土地、和平」的口号，他们终于废除沙皇的统治；同年10月，列宁（Lenin 1870-1924）统领着以马克斯（Marx）思想为根据的共党红军，占据莫斯科（Moscow），将本来的平民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经过数年经营，克服了俄国国内的经济、政治、权力及种族等难题，并于1922年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简称USSR苏联），以统筹邻近十多个共和国的军事、经济、交通、贸易，甚至立法等事项。这个集团国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制度，完全两异。无论在政治理想、军事势力或生产方式上，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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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疲惫不堪。穷、乱、失业是普遍的现象。1929-1930年间，西方及美国的经济全面性大衰退，令整个欧美愁云惨雾，难展一丝笑容。 德国在这艰辛的处境下，再负上赔偿战胜国的沉重债项，迅即随从希特拉(Hilter 1889-1945)领导的纳粹党(Nazi-National-Sozialistis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德国劳工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国社党﹞)。1933年，希特拉执政后，旋即消灭异己，推行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拒绝交付赔款，后更先后占据奥地利及捷克，并与实施法西斯主义（Facism）的意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和主张军国主义的日本结盟。由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起的六年内，欧、美、亚、非各洲的连锁式战争，在德、意、日这三个轴心国的挑拨下爆发；因这场战争而死亡的士兵约共一千五百万。1943年，意大利转投同盟国阵线。1945年，德国于柏林（Berlin）被攻陷后，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同年，美国在日本广岛（Hiroshima）及长崎（Nagasaki）先后放下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于8月14日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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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到处满目疮痍，联合国（United Nations, 简称UN 1945）的建立象征「整个人类切望和平」。联合国取替了欧洲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1946），以维持国际和平及推行国际法为目的；因为人类既然不希望在战争中消灭，便要学习如何和平共存。
可是，世界很快又再陷入一对峙的紧张局面。欧洲暂时卸下主角的地位；但代表共产国家的苏联，与稳执资本主义国家牛耳的美国，却暗地里在竞争。这场竞争是多方面的：在军备上，彼此争于加强军力及制造新式武器。在科技上，彼此谋求领先的地位。在经济上，双方都在争取市场及工业原料供应。在外交上，各自进行各种联盟协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1955）和华沙协约（Warsaw Pact 1955）等。事实上，这就是所谓「冷战」时期。有时，这冷战会在苏美以外的地区进行，间接亦引发战争，如韩战（1950-1953），越战（1961-1975）及中东的数次战争（1967，1973）等。
在这时期（1950-1960），欧洲渐渐复元，人口递增，社会开始繁盛，欧洲各国更有重建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倾向，于是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1957）建立及戴高乐主义（De Gaulle 1890-1976）在法国崛起。亚、非两洲的大部份民族，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也在二十世纪中叶（1945-1965）纷告独立，箇中因素不少。首先是亚、非人民的民族精神觉醒，并受到西方民主精神的影响。其次是殖民者经过第一次（1914-1918）及第二次（1939-1945）世界大战之后，已是疲弱不堪，无力照顾。再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经济唯物观和分析，在理论上是一大刺激，加上共产国家大力鼓吹民族解放的独立运动，给予军事的实际支援；在这情况下，殖民主义即一去不返。虽然，新独立的国家在军事上及经济上仍要依附某些大国，但情况可不同了，因为世界政治权力的重心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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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美两大集团中间，有些新独立国家不愿偏袒某一方而保持中立，以同时接受两方的经济援助。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在世界势力平衡的竞赛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1949年变成共产国家的中国也逐渐苏醒过来，积极投入这世界团体。正当真正的民主独立国家纷纷出现时，世界却越来越缩成一体，需要互相依存。
首先，即时收发的通讯系统，如卫星转播、电视、无线电传真等，以及快速的交通工具：如波音747大型客机及和谐式（Concord）超音速客机等，促进了传播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使世界缩小了。
其次，跨国大企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在世界各国扩张，左右当地国家地区发展的种类和性质。这种非政治性的势力，无形中成为一股影响国际政治的势力。由于需要推销制成品所引起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使无论任何国籍人仕，一律都变得只接受广告支配而购买货品的消费者。
再者，在军备方面，有些国家大量输出军事工业产品，而另一些国家却不惜压抑本国民生来购买军器。这种要维持独立的心理，反而造成互相依靠的效果。大国间的核子武器竞争已达到随时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能力，不断威胁全球的安全。
此外，因为维持人类共同生存的资源有限，而人类生存的环境亦有一定的规则，所以各国对自然物资如木材、石油、粮食等的运用，便不能浪费；面对大气层、海水和空气、以及噪音的污染，各国亦须共同负责。对于太空的探究，也是整个人类对地球以外的宇宙所怀的共同愿望。

基督徒的宣讲
（从1789年至廿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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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1789）后的二百年间，人类生存的世界产生了某些大理想、大发明，而整个世界也起了大变化、大革命、大战争及人类的大解放，而成了一个整体。「世界」也终于能够冲破大气层，飞向太空。
基督徒的团体在这充满「大」的世界里，显得细小，更逐渐再体验到他们的导师所说的「小小羊群」这称号。
在这段时期里，基督徒仍在不断向世界宣讲，但他们的宣讲却染上了某些特别的色彩，而这些色彩直接受到很浓厚的心理因素影响。
随着1789年的日子，教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刺激－ 世界与教会很干脆地分开了。教会在初创的时期亦曾很清楚地与世界分开；但那时，教会是一个弱小卑微的团体，热诚地要打进当时的罗马大帝国；而现在，架构庞大，一向养尊处优的教会，被世界冷冷地弃置一旁，掉头不顾。教会渐渐失去了世俗的权势。1870年，甚至连教皇国（Papal State）也被意大利取去了。在社会地位及思想领域上，由于科学进步，个人发展自由，教会再不能站在独霸天下的位置上。
这些事实，首先，明显地令教会有一种「受迫害的心态」，这是一种一方面因损失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另一方面则因受伤而作出的自卫。其次是一种「凯旋的心态」，这是由外在事实的失败而引出要在精神统治上获得的胜利，最后是一种「敬礼者的心态」，这种由于被困于小圏子而专注于虔诚的敬礼，一方面表示鄙视及排斥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作出补赎、立功，以达个人得救及获得死后报酬的投资。
不过，在积极方面，基督徒在这二百年间也不乏一种不断探索，更新的表现，这种「革新者的心态」，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教会内已普遍地成为一股很有生气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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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会在「大势已去」的处境中，将其重心放在精神的统治上。为达到这目的，教会首先肯定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Perfect Society），并要求世界承认这一点。在这金字塔式的组织的顶尖，是怀有无上神权的教宗。这种对抗世界的凯旋心态，在梵蒂岗第一届大公会议（Vatican I, 1869-1870）中表现得最明显；而最主力的人物就是当时在位的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 或称碧岳九世1792-1878，于1846年升任教宗）。在该次大公会议中，宣布罗马教宗在教会内的首席地位（Primacy）及拥有在信理及伦理上不能错的训导权（Infallibility）。在这时期，对教宗的尊崇，成了在精神统治上，凯旋心态的标记。耶稣会重振旗鼓后，对教宗的绝对服从也起了示范作用。一本名为《教会训导文献选集》的出版，正是要在哲学及科学还在摸索时，绝对肯定教会已拥有正确的答案；但屡屡这些答案只不过是以自然律（Natural Law）为基础的推理结果，却成了信仰的根据；如离婚、节育、堕胎、私有财产权等。这样，教会渐渐在伦理上俨然成为保卫自然律的英雄与权威。庇护九世更进而将自己任教宗以来所颁就有关惩斥邪说谬论的文告，简化为八十条命题，总称为《谬说要录》（Syllabus of Errors,1864）。

碧岳十一世（Pius XI）在1922年任教宗时，以「建立基督王国中的基督和平」（Pax Christi in Regno Christi）作为牧徽，并在1925年建立耶稣君王节的通谕中，称耶稣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这是一种精神的统治，这统治包括教民及未领洗者。这种凯旋式的统治精神在教会组织及活动内的神职至上主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自1859年起，在罗马开办的各国国家学院（National College）正表现了教会在组织上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其后在1917年颁布的拉丁教会《圣教法典》（Canon Law）也就是推行这统治及实行划一的得力工具。例如：法典内规定，教宗的代表可干涉本地教会的内部行政，主教每五年往罗马述职一次，许多地区性案件要交由教廷处理等。
在这时期，教宗屡屡颁布各方面很有份量的通谕，使各地主教成为执行这些命令的职员。如培育神职时要用拉丁文及以多瑪斯学说为标准等。这些怀着凯旋心态的宣讲，正像俗语所说的：「关着门作皇帝」，闭得越紧密，声音越大；但对外界却没有什么影响。
教会在不断被受创伤的处境中，专注于精神的统治，但在实际行动上，却鼓励各式各类以个人神修、个人得救为根基的敬礼。这些敬礼，一方面是教会所负起的职责，以补偿世界漠视教会及其他放纵及不敬的罪过，另一方面教会借此来训练及培育教友。
教会从这些痛苦的经验中醒觉过来，随即为投入新人类团体作出准备；最后，便积极地以行动投进她所服务的世界。基督徒最基本的醒觉就是发起某些运动，以重新了解他们初期信仰宣讲的记载（圣经）及初期教会宣讲、祈祷及组织的形式。如：圣经运动、礼仪运动、合一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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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觉后，基督徒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显示出充满希望的气象。首先，基督徒重新着重自己在世界的职责，以在俗的身份从事酵母的任务，继而产生了很多以敎友为主力的新组织。同时，教会在行政组织上，也按照集体领导及适应新环境这些大原则而作出更新。某些迹象亦显示教会本身正趋向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不断作出新的立场。
现代的民主组织方式使教会醒觉到自己在行政上积习的君主政体方式有修改的必要。于是，根据教会初期集体领导这原则，在教会内各个层面成立新的架构。如：在普世教会的层面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Synod of Bishops），在地区的层面举行主教团会议（Episcopal Conferences），在教区的层面成立司铎议会（Council of Priests）及牧民议会（Pastoral Council），在堂区的层面成立堂区议会（Parish Council）等。
又为配合现代社会环境，在1967年，恢复了独身或已婚的永久执事职（Permanent Diaconate）。在南美洲及非洲很多地区，因为教会传统的堂区制度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故此产生了基督徒基层团体（Basic Christian Community）这种富有社会意味的组织。
首先，教会发觉一向作为教会中心的西方，事实上再不是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地方，于是不能不将重心转移及扩展开去。在这过程中，教会尊重了：神学上的多元化，如第三世界神学、解放神学等及神修上的多元化，如圣神同祷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东方静坐式的祈祷等，还有礼仪的多元化，如非洲的礼仪舞，印度色彩的礼仪用品等。
教会在摆脱西方的圈子时，使西方以外的教会从移植的地位升格为自立的地位。投入本地文化及重用本地人才，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本地教会进而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教会本地化的情况给整体教会添上国际化的色彩，而能面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及关心世界整体的问题，如：世界和平、人类发展及人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