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会制度的崩溃
由教宗、皇帝、修会会士代表的三条巨柱支撑了从第九世纪以来的基督徒社会制度；到了十六世纪，这制度便崩溃了；因为那些巨柱都腐朽了。

（一）教宗所代表的巨柱
教宗侨居亚味农（Avignon）七十年（1309-1377），而其后的四十年，西方教会内部又告大分裂（1378-1417）。到十六世纪，教廷已是腐败不堪。高级圣职成了贵族的尊利。他们一身兼任数个教区或修院首长职位，而很多受聘的低级圣职人员由于教育水准低，只按例举行弥撒。在这败坏的境况下，教会极待改革。可是，由于教宗眷恋政治权力，神职人员又无知，再加上官僚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下的改革得不到在上的支持。
结果，于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的布告版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张贴的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所产生的效果」的辩论题，成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这次改革运动牵起了民众的力量，也揭发了教宗、皇帝及诸侯之间的政治矛盾及权力斗争，终而产生了脱离罗马教会的各种教会。罗马教会也因这改革运动，终要采取革新行动。1545至1563年这十八年间，在特伦多(Trent)举行的大公会议，决定取消赎罪券，重新强调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并取缔售卖神职及一身兼数职的陋习。这一革新相当成功，但分裂的事实已成定局。

（二）皇帝所代表的巨柱
*
由第十三世纪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拥有有限的实权，但仍扮演基督徒统一团结的标记，直至1806年拿破仑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为止。到了第15、16世纪，英国（1485）、法国（1491）、西班牙（1492）相继成立自己国族的君主体制（National Monarchy）。同时，日尔曼民族的诸侯各自拥权独立，使这统一标记成为一大讽刺；再加上自1453年，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城，毁灭东罗马帝国，不断威胁帝国东部；每当帝国发兵征伐时，诸侯便在内部作乱。于是，这条支撑基督徒的巨柱也倒下来了。其实，更由于商业的发达，中产阶级在城市中渐渐形成，他们不是封建领主也不是附庸，他们是封建制度以外的一群人，但却拥有令人眼红的财富。后来，这些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了推倒封建制度及君主制度的内在因素。

（三）修会会士所代表的巨柱
自第六世纪以来，修会会士便负起教育、宣讲、训导的工作；他们亦是社会上精神力量的来源，但到了十五世纪，由于百年战争（1337-1453），黑死病（1347-1350, 1665, 1720），教宗及皇帝之间的争执、西方大分裂（1378-1417）及售卖圣职等，使修道生活也没有安宁的日子，同时亦沾染了败坏的风气。他们在修院中疏忽公共祈祷，又开始拥有私人财产，更不在修院中居住。于是，基督徒的精神支柱也塌下来了。

「新社会」的诞生
*
基督徒社会制度崩溃的同时，另一个「新社会」诞生。这是基于当时某些新发现及新发明。在精神方面，复古运动产生的人文主义（Humanism）及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及启蒙运动（Enlightment）等。此外，还有在航海上的新发现及在科技上的新发明等。

（一）精神方面
十字军运动（1095-1291）一方面使意大利的商业发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希腊及拉丁古典文化喜爱的热潮；又由于意大利内部的统治权威－ 帝国与宗教相继在第十三、十四世纪中崩溃，各城市乘势各自为政，使个人主义日益抬头。在这时期，佩脱拉加（Petrarch 1304-1374）和薄伽邱（Boccaccio 1313-1357）在佛罗伦斯（Florence）和那不勒斯（Naples）提倡复古运动及推行人文主义（Humanism）。他们从欣赏及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中，取得对人对世界的新见解。他们崇尚个性，以人作人看待，摆脱教会、国族、法律、传统的约束，强调今世生活的美丽与满足。这个运动自意大利开始，很快便扩展到其他各地，到了十六世纪初，即成为西方世界富有创造性的文艺复兴运动。该运动以实验及自由的精神重视物质与世俗的一面。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可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他既是画家、又是雕刻家、建筑家和音乐家。他本着文艺复兴的精神，发挥人的各种潜能，亦在解剖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有所造诣。他亦是一位发明家。在名气及才气方面与他并驾齐驱的两位文艺复兴大家还有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和拉斐尔（Raphael Sanzio 1483-1520）。
到17世纪中叶，路德教会的改革运动及罗马教会的革新运动都已停顿下来。教会方面没有贡献出新思想及能推动社会的生命力。反之，这时候新宇宙观所带来的科学及以理性为主的哲学引起了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Enlightment）。这运动积极把理性规则应用到个人及集体的生活上，对人及宇宙的了解充满自信，认为经由理性的批判及经验的验证，人才可对人性、社会、历史、伦理、宗教有所理解。这精神不接纳任何权威（如圣经或教会）及未经批判的传统形式，却乐观地坚信人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二)科学方面
*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一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年）和多利买（Ptolemy公元后第二世纪）所倡导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提出的「日心说」则以太阳为宇宙的中心。这学说为克普勒（Johann Kapler 1571-1630）和伽里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所推崇，并由英国的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借数学，从解释星球运转所赖的引力作用而证实这学说。这种新的发现，使人看到一个新天地，认识宇宙是遵循法则而行的系统，而不是任意行使武断的神权的地方。地球不再是万有的中心，而是无数极大物体中的一点微尘。

(三)哲学方面
各地的哲学家奉理性之名向既有的权威挑战。在法国方面，笛卡儿（Rene Descartes 1596-1650）以一切知识均以怀疑为起点，而惟有心思所能完全了解的方算实在的知识；此外，一切事物必须能由数学方法推算得清晰明显方算可靠。在英国方面，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以感官经验作为一切理性批评的根据。在德国方面，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却肯定理性所获得的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理，而须按照时间及空间这些主观条件去接受和理解。因而达到启蒙运动的顶峰，将理性发挥尽致。

（四）地理方面
*
在回教徒控制西方与亚洲在地中海沿岸陆路及海路交通的这段时期，欧洲的创新及探险精神冒起，加上西班牙及葡萄牙两个「航海民族」之间的势力竞争，使西方人争相发现新航线及新大陆。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为西班牙发现了美洲。1498年，达伽玛（Vasco da Gama 1469-1524）绕过非洲为葡萄牙找到前赴印度的新航线。1519-1522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1-1521）为西班牙发现环球一周的航线。这些地理上的新发现，带给西方世界新的视野，使之能接触新民族新文化，取得一些新属地及所附带的土产，奴隶与通商的便利。总之，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五）科技方面
1445年德国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 1397-1468）发明了活印法，并于1456年印了第一本活印版拉丁文圣经，这种印刷术扩充了读者的圈子及提高了读者的批判能力。1658年荷兰人许根士（Christian Huygens）发明了摆锤的时钟。称为「哲学机械」能准确地计算时间。1613年火药应用于商业，后更作军事用途，改变了军事的组织，废除了骑士制度。这时期的航海指南针使航行更顺利。这些发明也是构成新社会的一些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促成新社会到达成熟时期。英国因蒸气机的发明（1769）而引起工业革命。北美洲则有美国独立运动（1775-1783），法国更有平民大革命（1789-1799），使西方世界又踏进另一阶段。

教会的宣讲
*
在基督徒社会制度崩溃及新社会诞生的时期，教会究竟宣讲了什么？教会内部，由于腐败生活而起的改革及更新，最后以战争及分裂结束；在这方面，教会作了「反见证」的宣讲。面向新社会，教会只着重审判和自卫；事实上，则是步步退缩。面对新世界，各教会以分裂的形态，在帝国君主的保护下，输出了西方教会的神学、文化及分裂的反见证。

（一）教会内部的宣讲
教会从腐败中猛烈地改革，并引出了更新的行动；这算是这时期教会向内部最大的宣讲。 路德教会，除了摒弃教会内的陋习外，亦随着马丁路德的观点而调整信仰的重心。马丁路德认为修会中的纪律及神修功夫只是人以自己的力量去寻找神的技巧，忽略了信赖上主及认清神亲自来寻找人这事实。 路德教会于是着重因信成义的保禄保罗信仰，并随着复古的精神，回到教会的源头－ 圣经。罗马教会背负着历史传统的担子，召开了特伦多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这个大公会议取消了流传下来与圣职有关的陋习及赎罪券，也肯定了传统的神学如面饼的质变、因信及工作而成义、七件圣事、炼狱的存在等。这些传统的神学立即得到多方的支持，尤其是在1534年在巴黎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随着这大公会议的精神，在罗马教会中产生了一种在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神学上的新趋势，总称为巴洛克（Baroque）。这趋势喜爱赞扬圣母、推崇教宗的最高权威、七件圣事及圣人的神魂超拔。罗马教会便借助上述各种艺术方式来表达其宣讲的内容，尤其是本着基督徒人文主义的精神，着重基督降生的事迹及耶稣的人性。从这时期开始特别敬礼耶稣圣心。

（二）面向新社会的宣讲
*
面对新社会的教会是旧社会的支持者及统治者。当时教会拥有旧社会贵族的权势，荣誉及封建领主的经济利益；因而难以汲取这个时代的精神，甚至以怀疑及敌对的态度来对抗新社会、新事物。这种保守及自卫的态度，使教会不能积极地宣讲福音，还以审判的眼光去看待当时极受重视的科学及理性。伽里略事件就是当时信仰与科学冲突的一个显著例子。信仰与理性方面的冲突，则引起较长远的影响。
当时的学者：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23-1662）、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倡导人的独立及信仰自由；故此，人不能因权威而接受真理，却要尊重个人的良心及大自然的启示。他们向教会提出有关神的存在、人性、原罪、人生目标、奇迹、自然现象等根本问题；但教会的反应是消极的，教会极力反对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并运用权力加强执行已有的「禁书目录」制度。结果，教会与这新社会及其精神脱节，而这新社会精神却领导着世界向前迈进。

（三）向新世界的宣讲
*
随着航海的新发现，那仍然过着部落（Tribal）生活的非洲，物产丰富而缺乏组织的美洲及拥有古老文化的亚洲，都先后突然成为西方人及西方教会可触摸涉猎的地方。从西方出发的探险船队载有士兵、商人、航海家、国王代表及传教士，所以教会向新世界的传教正配合了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行动；而西班牙及葡萄牙，这些信奉罗马教会的国家，受了教宗的委托，负责统治占领土地内的人民及促使他们皈依教会，为此他们必须保护传教士及协助成立传教区及主教区。
西方人抱着一份文化优越感去面对新世界所提供的新奇及剌激事物。他们怀着满腔的信心及先进的科技，将福音之光带给在黑暗中的人们。在非洲，西方人在葡萄牙统治者的保护下传教。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传教士因不适应气候而死亡，其比率甚高；西方断断续续的支持及当地部落领袖的反覆无常，使传教工作未能持续；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传教士没有学好当地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思想而给予长期的教导。
当时的传教士常按「教会的信德」（Fide Ecclesiae）让大批大批当地人集体领洗，使教会的宣讲像邀请人参与一个福利组织一样。在1645-1700年间，刚果（Congo）及安哥拉（Angola）约有教徒六十万人。在中美及南美洲，西班牙统治者的行动步骤是：首先征服，其次是使本国移民在该地定居，最后建立教会组织，传扬福音。传教士到处建立基督徒村落，称为传教区（reducciones），内有教堂、学校、医院、孤儿院，以保护加入成为基督徒的本地人免受剥削及欺诈，并给予教育。由于没有培养及晋升本地神职人员，到18世纪末，当西班牙的统治地位动摇时，这些传教事业也随之而松散。
在亚洲，一般传教士只是将西方教会移植过来，但其中有些特别机警的传教士，却认为教会的宣讲要适应当地固有的古老文化，并应寻找可行的传教方式。首先，在日本，耶稣会的范礼安（Valignano 1537-1606）专对贵族传教。
其后，在中国，耶稣会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千方百计进入京城，打进学者的圈子，透过本地文化和借着高级知识份子传扬福音。还有在印度南部的罗伯特（Robert de Nobili 1577-1656），他禁戒食肉及穿皮鞋，穿上印度僧侣的道袍，学习印度古文，甚至为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断绝与西方教会团体接触。在越南的陆德（Alexander de Rhodes 1591-1660），他利用拉丁字母创造出越南文字，他又组成本地的发愿传道员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