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文化环境中 （公元30-70年）
初期的信徒在耶路撒冷组成一个团体，过着财产公用的团体生活（ 宗2:44； 宗4:34-37）。因着他们勇敢的见证及宣讲，很多犹太人也接受了耶稣为主为默西亚。因此，犹太教对初期教会施以残暴的迫害。当时最突出的见证及宣讲者是斯德望执事。他曾引用旧约圣经来证实犹太民族及其祖先所期待的默西亚就是主耶稣。他的宣讲惹起公议会和群众的怒火，使他成为初期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 宗6:8-15； 宗7:1-60）。
由于犹太教对基督信徒的迫害（ 宗4:1-2； 宗5:17, 24； 宗12:1），使教会从耶路撒冷向北推展到撒玛黎雅（ 宗8:5-17），安提约基雅（ 宗11:20），向南推展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接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人，犹侨及外邦人（ 宗10:22）。
宗徒们向犹太人宣讲的主要讯息是：先知所预言而犹太人所期待的默西亚已来临了，他就是宗徒所认识，被当权者钉死的耶稣，天主从死者中复活了他，立他为主，为默西亚，而宗徒就是他的见证人。他派遣的圣神要天天与信徒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那时，他会在光荣中再来。
对犹太人来说，默西亚的来临会为整个民族带来最圆满的日子。 宗徒们就在复活了的耶稣身上看到了这圆满的日子。虽然耶稣刚刚被人钉死，而整个民族仍受外邦人的统治。他们宣讲耶稣复活了，这就是说，他们肯定耶稣宣讲的天国已来临。他们宣讲的重点是耶稣；而不是耶稣宣讲的天国。表面上，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宣讲，但事实上，他们不但接受了，且更进一步肯定那位宣讲天国的耶稣，本身就是天国的实现。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告诉犹太人：接受耶稣为默西亚就是接受天国。
接受耶稣为默西亚的犹太人，非但不用放弃犹太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掼，如守梅瑟法律（ 宗21:20），如安息日（ 希4:9）、割损礼（ 宗16:1-3）、取洁礼（ 宗21:24）、祈祷习惯（ 宗2:46， 宗3:1）、到会堂参加聚会（ 宗9:20， 宗18:26）等。他们还以怀抱全人类的胸襟来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价值。

从耶路撒冷发展出来的教会 （公元70-135年）
*

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当时大部份犹太人组成的教会全力投入犹太文化以外的世界，迅速扩展至当时地中海一带的大城市，尤其是安提约基雅，亚历山大里亚及罗马。其实，在公元70年之前，已有很多非犹太人加入教会。于是，教会内便出现犹太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纠纷，特别在以非犹太裔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安提约基雅教会。（ 宗15:1-35） 教会能迅速广传于当时各大城市的原因如下：在罗马人统治下，交通非常畅顺及安全，其次是各大城市都有犹太人侨居，只要通晓希腊文便可以在罗马帝国内到处宣讲，再者，因当时希腊及罗马的多神教开始衰落，但基督徒团体的忠诚服务态度却受人景仰。

殉道者的教会 （公元64-313年）
*
教会被受迫害的最主要因素是因为她脱离了当时划定的宗教活动范围，而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动摇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及精神。在迫害期中，教会处于一种被人敌视的地位，中伤基督徒的谣言不断。当时已加入教会的一些知识份子，如：儒斯定（Justin公元100-165年）、忒滔良（Tertulian公元160-220年）、依肋纳（Irenaeus公元130-220年）、克来孟（Clement of Alexandria约公元150-215年）、波理加伯（Polycarp公元69-155年）、希波利得（Hyppolytus公元160-236年）、西伯利央（公元200-258年）、奥力振（Origen公元185-254年）等，均挺身而出，一方面为基督徒的道德操守辩护，并将聚会的程序及意义予以解释；另一方面则一再肯定耶稣的福音已把希腊文化的最高理想和智慧发挥。在公元197-311年间，曾发生多次教难，许多寂寂无名的基督徒都在受迫害时欣然引颈就义，以自身的殉道为基督信仰作见证。

修道者的教会 （公元310-410年）
*
继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0年宣告基督宗教为国教后，教会便由受迫害，至被认可，最后竟成为帝国的国教。在这渐进的历程中，教会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教会慢慢得到权势、地位及财富，更与政权打成一片，进而夺权夺利；精神生活日趋腐败骄奢。一般低下阶层人仕或没有学识的基督徒很难投入教会。一些愿意认真渡基督徒生活的人，便离开城市，以隐居沙漠的方式去宣讲他们的信仰。他们以独处、克己及终日默想来表达一种不流血的殉道精神。渐渐，初期教会那种向非基督徒宣讲的热忱便转向追求神修的圆满境界。在这个时期，教会中的表表者有：安多尼（Anthony of Egypt公元251-356年）、叶理诺（Jerome公元347-419年）、巴西略（Basil of Caesarea公元330-379年）等。

保卫传统的教会 （公元140-500年）
*
初期教会，宗徒是维系教会团体的核心。到了公元100年左右，最后一位宗徒也死了，初期教会自然地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另一方面，那时教会己从希伯来文化的耶路撒冷，发展到希腊文化的叙利亚，安提约基雅、亚历山大里亚及罗马文化的非洲及罗马。在不同文化背境中，信徒对复活的基督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基督是真人吗？基督身为天主子是天主吗？基督怎可以又是人又是天主？基督如何救赎人？由于解释的答案太多，顿时造成极混乱的状态。这时，促使教会把握某些标准让自己重整秩序的原因有二：第一，信徒期待基督不日重临的心情已有些冷却；其次是君士坦丁大帝（313年）为他的管治而希望宗教统一。
于是，教会迅即指派某些职位执行工作，并固定新约书目及订定信仰条文（信经）等。最初宗徒宣讲的：「天主使纳匝肋人耶稣复活了，并立他为主」这喜讯，到了这个时期已失去新鲜感。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经过争辩、分析而作出的精巧定义上。
在这时期，「宣讲」变成了细心解释信条，以传授一套正统的教义。例如：在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结果决定了用「Homo-ousios」 （同体），这个词来表达耶稣基督与天父之间的关系。431年，为订定Theotokos （天主之母）这个对耶稣母亲的称呼是正统的，而特别在厄弗所（Ephesus）举行了一次大公会议。451年，在加采东（Chalcedon）举行的大公会议，有五百多位主教参加，小心翼翼地声明了耶稣的天主性及人性合成一个「Prosopon」 （位格），一个「Hypostasis」 （实质）。至此，「宣讲」便硬化成为神学术语的堆砌和解释，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活力，虽然这些术语确实投入当时的文化，并且分析得精细又清楚。